本店最近因被誤會而陷入很艱苦的環境，我們正在“服從法令，接受糾正”的原則下，努力為本店求安全，我們深信不久必可得到當局的完全諒解。我們在這裏所要提及的，是本店同人雖在艱苦的環境中，大家都仍然非常鎮定，在工作上仍然非常努力。這固然是由於本店忠誠為國，坦白為懷，所以有此泰然的精神，同時也是由於同人的平日修養，這是最可佩慰的一件事。在艱苦的環境中，不但不灰心不消極，反而鼓足勁兒，埋頭苦幹，這是最可寶貴的精神，最可令人感動的事實！
我在這裏所要提出的要點：是我們應該也在繼續征求慰勞信的努力中，表現這同樣的精神。我們雖在很艱苦的時期，但是我們仍然要興會淋漓地參加這個有意義的運動，仍然要大家努力來使十萬封慰勞信的征求達到最後的成功。我們的努力奮鬥，絲毫不因為環境艱苦而打折扣。這是我們的“生活精神”的一部分，是每一個生活同事所應該深刻體會到，很勇敢地把它支持起來！
我們對於個人競賽及分組競賽以及分店競賽，全都有獎勵的辦法，我們全體同人應熱烈參加這個競賽。在這競賽得到錦標的，不僅是個人的光榮，尤其可貴的是他為本店集體爭取了光榮，因為他的努力所造成的結果，不但是個人的成績，而是整個生活書店在社會上所表現的成績；如把文化工作也當作戰爭來看，他是我們的先鋒戰士，我們應該把崇敬戰士的心情來對他致敬！
愈艱苦愈興奮愈努力，這是“生活精神”的一個成分。凡是有益於國家民族的事情，我們總是要興會淋漓地參加，樂而忘倦地參加，這是“生活精神”的另一個成分。讓我們在這次繼續征求十萬封慰勞信的努力中，又一次發揮我們的“生活精神”！ 九 作風問題與本店的個性
最近我們提出作風問題的檢討，已引起諸同仁的注意和研究。我在《加強認識我們服務的廣大對象》一文中，已開了端，在第五十號所發表的《關於作風問題》一文，比較具體地提出了三點：（一）所謂作風並不僅是技術上的應付問題，而是與我們真正的目標相配合的，而我們事業的第一個目標就是促進大眾文化。（二）所謂作風的改善，並不是應付一時環境的消極作用，而是具有開展文化工作與效能的積極的作用。（三）技術上應付外界的問題僅是副產物，而且不是僅在表麵上敷衍外人，卻是說我們原來就是這樣，不要以不謹慎的作風使外人誤會我們的本來麵目而已。關於這三點，我在那篇文章裏都有相當的說明。
我們在作風方麵這樣提高警覺性，對於本店的個性有否妨礙呢？換句話說，會不會因為作風上有這樣的注意而消滅了本店原有的個性呢？這是愛護本店文化事業的朋友所願得到解答的一個問題。我的答案是：在作風上不僅顧到少數的前進分子，同時要更充分地顧到落後的群眾要求，要更充分地顧到各階層的文化需要，這不但不致消滅本店的個性，而且是更能發揮光大本店的個性。
這個答案不是憑空製造的，是根據本店原有的個性下斷語的。講到這裏，我們不得不比較詳細地說明本店的個性。本店事業的發展，是建築在廣大的社會信任與同情上麵的。這隻要看本店在發展過程中所做的幾件比較轟動社會的事情就可以明白。本店是發源於，《生活》周刊，當時《生活》周刊每期發行十餘萬份，讀者遍各階層，深入鄉村，遠達海外僑胞，乃至在本刊上經常刊登廣告的廠店達六七十家，都對本刊表示熱烈同情，成為本刊好友。這顯然是本店的廣大的社會信任與同情的最初基礎，也是形成本店個性的重要成份。因為有了這樣廣大的基礎，所以後來有幾次廣大的號召，都能有聲有色，發生相當大的影響。舉例來說，一次是馬占山將軍在嫩江發動驚天動地的抗日戰爭，本店在上海響應募款慰勞，在一二星期內達現款十餘萬元，捐款由數萬元一人到幾銅板一人，由銀行大亨到挑菜老太婆，我們店門口的人山人海，熱鬧情形，使我們全體同事感到空前的興奮。每晚十幾架算盤滴滴答答，算個不了，算到深夜，趕著名單與結數奔往報館發次日的廣告，——大幅的廣告——而這大幅的廣告卻不費我們的一文錢！是幾個素來對我們事業同情而富有經濟力的廠家所捐送的。同時上海市商會也發動為馬將軍捐款，但是捐的人及銀數不及我們多，登的廣告不及我們的大，他們登了兩天，覺得幹不過，索性不登了！這顯然又是本店的廣大的社會信任與同情的表現。後來我們為著要籌辦《生活日報》而召股款，為支持十九路軍淞滬抗戰而參加後方工作，都隨處有相類的情形，都可以看到本店的廣大的社會信任與同情。我們因為有著這樣廣大的基礎，所以在全麵抗戰爆發以前，對於全國團結一致對外的提倡，盡了我們相當偉大的貢獻。我們固然不能自滿於已往的成就，但這種曆史的事實卻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誠然，我們是前進的書店，但是在上海和我們同時或先後成立的前進的書店不止一家。何以我們的書店會比較有更廣大的發展？這固然有賴於全體同仁的努力，但也在乎我們從開始及過程中就有著廣大的社會信任與同情，這是我們的最可寶貴的傳統的個性。所以我說，我們在作風上不僅顧到少數的前進分子，同時要更充分地顧到落後的群眾要求，要更充分地顧到各階層的文化需要。這不但不致消滅本店的個性，而且是更能發揮光大本店的個性。
我當然不是說我們在今日還能機械地照抄《生活》周刊時代或已往過程中的一切辦法。時代變遷了，文化食糧的內容當然也要變化，但是我們應注意，就是在今日，廣大範圍的文化運動還是迫切需要的，我們既有著傳統的廣大基礎，根據“各盡所能”的責任，我們這個書店在這方麵應該有著義不容辭的任務；這正是要運用我們的個性，對於民族複興的廣大基礎，努力竭盡我們的一份力量。 一○ 艱苦困難中奮鬥
整個中華民族是在艱苦困難奮鬥中，每一個以中華民族優秀兒女自勉的中國同胞，當然都跳不出這個範圍，其實也都不應該逃避這個現實。我們應該以百折不回的繼續奮鬥來克服艱苦困難，而不應該為艱苦困難所克服！
以上是就整個中華民族說，我們這一群共同努力於文化工作同事的所擔任的工作，隻是整個中華民族各部門工作中的一部分，我們也有我們的艱苦困難。但是我們如果想到整個中華民族是在艱苦困難奮鬥中，我們所遇著的這小小部分的艱苦困難，真是微乎其微。我們要把眼光放得遠大些，我們的心靈便不致被局部的情形所束縛，我們的勇氣便不致被局部的情形所阻撓。
我們大家所努力的文化事業，已得到社會的廣大同情與信任，使我們對於中華民族的文化事業，能夠多盡一些力量，這是我們所欣慰的，但是同時我們卻常在艱苦中邁進，尤其是在有人誤會我們的時候，常常使我們感到滿身荊棘，使我們感到痛苦，使我們不得分出原來可以全部用於事業本身的時間與精力來應付外來的困難，我們對於這種客觀的困難情形應該存著什麼態度呢？
第一、我們應該以堅決的意誌和鎮定的心情，在艱苦困難中奮鬥！我們深信我們所努力的文化事業，對於整個中華民族是有著重要的貢獻：我們每一個同事都是這重要的集體事業中不可少的一員；我們徹底認識這是值得我們共同努力的——值得我們含辛茹苦而無所怨懟的。我們有了這個信仰和認識，任何艱苦困難，都不能使我們消極，使我們灰心。我們要知道，也許可以說不要忘卻，本店從他呱呱墮地的時候起，就一直在艱苦困難中向前進展著。我們如果僅看到本店事業有今日的環境與影響，而卻沒有看到本店從開始就一關一關地克服困難，不怕艱苦，那就是大錯而特錯！
第二、我們要能夠在艱苦中奮鬥，最重要的是下決心不怕麻煩，環境愈困難，辦事愈麻煩，這是必然的。尤其是有些事情，我們明明是很坦白，卻有人硬要誤會我們，解釋一次，不得諒解，解釋兩次又不得諒解，最易使人冒火。但是冒火絕對不是解決事情的好辦法，而且冒火絕對不能解決事情。我們必須把這一道火壓下去，使蓄在心頭一觸即發的煩躁情緒受理智的控製，不怕麻煩！我們為共同努力的集體事業，就是受盡麻煩，也應該用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來對付。
第三、我們不怕在艱苦困難中奮鬥，不是蠻幹，不是不講技術地幹。我們共同努力於中華民族的文化事業，是光明磊落的事情，毫無其他作用，絲毫沒有不可告人的地方。但是我們在作風方麵，在辦事的技術方麵，甚至在言語文字的表現方麵，如果有足以引起人誤會的地方，如果發現有失於檢點的地方，我們還是要虛心地縝密地檢討，根據檢討的結果，加以迅速的糾正。我們固然不怕艱難，但是我們不應該自己製造出困難，這不是消極地減少困難，同時也是積極地爭取開展我們文化工作的更好的客觀條件。我們要努力求得對於文化的實際貢獻，而不該陷在“形式主義”的泥淖中。 一一 沉痛中的檢討
最近本店因被誤會而陷入很艱苦的環境，我忝任本店總責，廢食忘寢，竭盡疏解，希望得到諒解而使十五年來（《生活》周刊創辦於民國十四年）由許多作家和同人所辛苦培植起來的文化機關，對於抗戰建國仍能繼續盡它的一部分的任務。同時我們不得不在沉痛中檢討我們自己的缺點，共同努力加以改善，使我們對於抗戰建國的文化能有更有效更廣大的貢獻。
第一、我們是服從三民主義與擁護抗戰國策的一群文化工作者；三民主義是全國同胞所服從的主義，抗戰國策是全國同胞所擁護的國策，它的範圍都是包括整個民族各階層，包括進步的分子，也包括大量比較落後的群眾。我們文化工作的對象，也是包括或顧到這廣大範圍在文化上的需要。我們已往的大方針雖然沒有違反這個重要的原則，但是我們做得實在還太不夠，這一點是我們應該加強警覺與勉勵的。
第二、我們全體同人的意誌純潔，忠於職務，能共甘苦，這是我們良善的風格，但是因為抗戰的激進，我們的文化工作應著這大時代的急迫需要，也有了長足的發展。分店的迅速增加，是一個顯明的象征，但是因為發展的過速，組織的嚴密和人才的訓練都有趕不上的形勢，加以抗戰時期交通的不便，聯係遇到的困難，我們處置業務和應人接物之中，不免有許多不周到的地方，許多患著幼稚病的地方，甚至有不免無意中得罪人的地方。抗戰勝利是要以全國精誠團結為基本條件，要促進全國精誠團結，我們對於各方麵，除了漢奸之外，都應該竭誠服務，廣結好感。這是我們應該加強警覺與勉勵的第二點。
但是也有事情在我們自己看來是完全對而卻不免引起誤會的，例如我們有同人自治會小組的組織，就被人誤會為政治的小組的組織，因此推論到有政治活動！其實我們的自治會完全是內部同人的事情——是便於自我教育，檢討工作，改善同人生活等等，而絕對不是什麼政治活動。還是有我們的組織條例做根據，從那裏麵可以看出完全是內部同人的教育工作而毫無可疑的。
甚至如“生活推薦書”的發行，由讀者先交五元作預約費，也被疑為是對讀者的組織！其實這隻是一般書業對於新書發售預約券的辦法，是一件極平常的事情，說穿了便可以完全明白的。
此外對於我們的服務部，也引起了一些嫌疑。在事實上，我們建立服務部是我們業務的一個部門，和我們的總務部，生產部，營業部都是並列的。我們同人在重慶轟炸後，曾抽工夫來組織一個小小的服務隊幫助救濟，慰問難胞，送贈書報，代寫家書，都不過是盡一點心意而已。而且我們曾經把這件事公開寫信給中央黨部，請求指導。
我們對於被誤會之點應該盡量解釋，對於自己的缺點應該努力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