瑜兒墳上的一個花環，魯迅先生本來不主張放。他在《呐喊》的自序上說：“既然是呐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裏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事實上，一個革命者的墳頭有著瞻仰禮拜的人也很合理。如果我們把夏瑜認作秋先烈，那麼，吳芝瑛、徐寄塵幾位先生似乎都去過，各地學生也有偷結隊前往的，我自己那時雖隻有十三歲，也曾到府山腳下去瞻禮過秋先烈的白木棺材。如果花環隻是象征也有親屬以外的人上墳，那麼我敢相信，夏瑜的墳頭祭掃者決不會隻有夏四奶奶一人。魯迅先生雖然以為“用了曲筆添上”這花環，隻是“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 。我則以為有了花環也還是很自然，愚昧的群眾中往往有極少數極少數比較清醒，各各他地方的耶穌十字架下還不是跪著一堆人嗎？ 五
魯迅先生和我說過，在西洋文藝中，也有和《藥》相類的作品。例如俄國的安特來夫，有一篇《齒痛》（原名Ben Tobit），描寫耶穌在各各他釘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各各他附近有一個商人患著齒痛。他也和老拴小拴們一樣，覺得自己的疾病，比起一個革命者的寃死來，重要得多多。
《齒痛》的主人翁般妥別忒，當齒痛的時候，“有好幾次，小孩們跑到他身邊，用急促的聲音，對他講拿撒勒的耶穌的事。般妥別忒立定，暫時聽他們的話，歪著臉，但他便即發怒頓腳，將他們趕走。他是一個和善的人，很愛小孩的，但現在因為他們用這樣小事來煩擾他，他所以生氣了。”把耶穌釘死的事當作“這樣小事”，這和小茶店裏的茶客們談論夏瑜，真是如出一轍。
《齒痛》從頭到尾描寫齒痛對於般妥別忒的重要，而把耶穌的釘死輕輕帶起幾筆。《藥》也有相像的作風，更加厲害的是眾人對於夏瑜的輕蔑，奚落和唾罵。
還有俄國的屠爾介湟夫五十首散文詩中有一首《工人和白手的人》，用意也是彷彿的。白手的人是一個為工人的利益而奮鬥至於犧牲的人。他的手因為帶了多時的刑具，沒有血色了，所以成了白手。他是往刑場去被絞死的。可是俄國鄉間有一種迷信，以為絞死的人的繩子可以治病，正如紹興有一種迷信，以為人血饅頭可以治肺癆一樣，所以有的工人跟著白手的人到刑場去，想得到一截繩子來治病。不知不覺中，革命者為了群眾的幸福而犧牲，而愚昧的群眾卻享用這犧牲了。 六
對於群眾的愚昧，我個人的看法，以為一則不必否認而樂觀，再則不必是認而悲觀。許多太樂觀的人，以為群眾的力量如何如何偉大，或以為“群眾一點也不愚昧，隻有我們才真愚昧！”這在我看來，覺得不近事實。有的太悲觀的人，以為群眾永遠是這樣愚昧下去，先知先覺的人永遠是這樣被誤解下去，那在我看來，也覺得不近事實。
群眾是可以教育的。群眾蘊蓄著無限的可能性。愚昧是一時的現象，是由種種原因造成的。我們希望因為教育的緣故，群眾的智慧一天一天的能和先知先覺者的智慧減少距離；先知先覺者因群眾的愚昧而犧牲的事也一天一天的減少；國家的法律對於特異的思想和言論，一天一天的能有更多的容忍，政治上有地位，社會上有勢力，思想界有貢獻的權威們，對於一個或多個鹵莽的青年們的言論舉動，一天一天的能有一番考慮，能設身處地的加以一番原諒，還能自己問自己會不會有意無意的成了《藥》中的康大叔，夏三爺，紅眼睛阿義，或花白胡子，駝背五少爺，二十多歲的人，有眼不識泰山，輕輕的把夏瑜放過，讓他冤沉海底，永遠懊悔不過來。冤沉海底是沒有再起來的希望的，死後的銅像、祀典、史傳、撫恤，都不能贖回當初的愚昧。
教育的力量不是誰能教誰或是誰必須受教的問題，而是群眾的對於知識的信賴，對於情感的製抑，對於仁愛的培養的一個總態度的造成的問題。我相信群眾的這個態度一定能逐漸的造成，就是距離愚昧一定能日遠一日。
我還是相信魯迅先生的花環放得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