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魯迅先生
像散沙一般，正要團結起來；像癱病一般，將要恢複過來；全民族被外力壓迫的剛想振作，而我們的思想界和精神界的勇猛奮進的大將忽然撒手去了。
魯迅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於一天半以後才在定縣得到。十月廿日的下午三點鍾，我被零碎事情纏繞得還沒有看當天的《北平報》，多承堵述初兄跑來告我這樣一個驚人的消息。從此一直到夜晚，我就沒有做一點工作，心頭想的，口頭說的，無非魯迅先生。我沒有哭。我本來不敏感，後來學鎮定，最後卻因受刺激多了，自然成就了麻木。但我覺得這一回我所受的刺激是近幾年來少有的。
我回憶到廿五年以前去了。
我最初認識魯迅先生是在紹興的初級師範學堂。那一年是宣統三年，我十八歲，在紹興初級師範學堂上學。浙江光複以後，紹興軍政府發表師範學堂的堂長是原來紹興府學堂學監周豫才（樹人）先生，就是日後的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到校和全校學生相見的那一天，穿一件灰色棉袍，頭上卻戴一頂陸軍帽。這陸軍帽的來曆，以後我一直也沒有機會問魯迅先生，現在推想起來，大概是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的製服吧。魯迅先生的談話簡明有力，內容現在自然記不得了，但那時學生歡迎新校長的態度，完全和歡迎新國家的態度一樣，那種熱烈的情緒在我回憶中還是清清楚楚的。
我是一個不大會和教師接近的人：一則我不用功，所以不需要請教；二則我頗厭倦於家庭中的恭順有禮的生活，所以不大願意去見師長。我和魯迅先生的熟識卻是因為職務，我那時正做著級長，常常得見學校的當局。記得一件奔走次數最多的事是學生轟走了英文教員，魯迅先生的態度以為學生既要自己挑選教員，那麼他便不再聘請了。我於是乎向校長和同學兩方麵奔走解釋。那時魯迅先生說：“我有一個兄弟，剛剛從立教大學畢業回來，本來也可以請他教的；但學生的態度如此，我也不願意提這個話了。”這指的便是周啟明先生。
同學聽到這個消息以後，非要我努力請到這位校長的兄弟繼任英文教員不可。但是我稚弱的言辭始終沒有打動校長的堅決，英文講席到底虛懸，隻是年考時居然喜出望外的來了周啟明先生給我們出題並監試。
魯迅先生有時候也自己代課，代國文教員改文。學生們因為思想上多少得了魯迅先生的啟示，文字也自然開展起來。大概是目的在於增加青年們的勇氣吧，我們常常得到誇獎的批語。我自己有一回竟在恭賀南京政府成立並改用陽曆一類題目的文後得到“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八個字。直到現在廿五年了，我對這八個字還慚愧，覺得沒有能副魯迅先生的期望。
魯迅先生不久辭了校長。後來知道魯迅先生交代的時候，學校裏隻剩了一毛多錢；也從旁處聽見軍政府如何欠付學款，及魯迅先生如何辛苦撐持。那時候一切都混亂，青年們發現了革命黨裏也有壞人，給予簡單的頭腦一個不期待的打擊。對於舊勢力的抬頭，這卻是一個極好的機會。繼任魯迅先生作校長的，正如繼任孫中山先生作總統的，這個對比，全國各地，無論上下，都極普遍。欠付學款的軍政府，因為種種措施不妥，後來成了全紹興攻擊的目標。舊勢力找到革命黨的罅隙，乘機竭力的掙紮出來。青年們一般的陷入苦悶，我也不再進那個學校。
魯迅先生跟著南京政府搬到北京，他的苦悶也許比一般青年更甚，隻要看他在創作《狂人日記》以前幾年，住在紹興會館抄古碑的生活就可知道。不過外麵雖然現著異常孤冷，魯迅先生的內心生活是始終熱烈的，仿彿地球一般，外麵是地殼，內麵是熔岩。這熔岩是一切偉大事業的源泉，有自發的力，有自發的光，有自發的熱，決不計較甚麼毀譽。例如向金陵佛經流通處捐資刻《百喻經》，又如刊行《會稽郡故書雜集》，這種不含絲毫名利觀念的提倡文化事業，甚至一切事業，在魯迅先生的一生中到處可以看得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