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對中國曆史形勢發展之各種不同的見解及其批判
中國的曆史，自有文字記載的時代起，已經有五千多年了。在這五千多年中，社會經濟的基礎，我們不能說完全沒有經過“質的變化”，如以往的曆史家所認識的一樣，中國曆史從開始到現在，都是建基於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之上，而絲毫沒有變更過，它既不是由其先行的曆史階段發展而來，又不曾轉化為較高的曆史階段。恰恰相反，我們根據人類曆史發展的一般法則，根據中國具體的曆史事實，中國曆史，也和世界其他文化民族的曆史一樣，經過了一係列之發展諸階段。 （一）胡適顧頡剛等的見解及其批判
關於這一點，實驗主義者胡適，顧頡剛等是閉口不談的。他們一直到現在，還堅持著中國曆史從遠古到現在還沒有“質的變化”，隻有時間的推移。所以胡適對於中國曆史的劃分，也就隻是以時間前後為準則，而分為“古代”，“中世”，“近世”。而他所謂古代，又是春秋以前除外的古代，所謂中世，是自漢至北宋，所謂近世，是唐以後。很明白地，胡適這樣的劃分，就是暗示著中國曆史隻存在著一個封建社會的時代。顧頡剛與其說他是一個曆史家，不如說他是一個考據家，他搜集了不少的古史資料並批判了這些資料，但他始終沒有力量寫成一部中國的古史，而結果隻是編輯了一部斷爛朝報的《古史辨》。他不但對中國曆史發展的一貫行程，和乃師胡適一樣，沒有明確的認識，就是對於他自認為精通的中國古史的認識，也非常模糊。不過，他在中國古史這一籠統的題目之下，作了一些舊神話的新解釋，這對於中國古史的研究，也不是完全沒有幫助的。但可惜的，他既不相信神話傳說，而又拒絕研究甲骨金石文字，拒絕對出土的古代遺存之考證，因而，使得他對古史研究的刻苦努力，也隻能把舊神話變成新神話而已。 （二）陶希聖的見解及其批判
陶希聖對中國曆史的劃分，是隨時變更的，而且往往自相矛盾的。如他有時說，中國曆史自始至終，都是封建製，有時又說，中國沒有封建製。其所以隨時變更的原因，據他自己申明，是“棄公式而取材料”。不錯，有了新的材料，是可以放棄舊的不正確的意見；但我們很欽佩陶希聖不為公式所拘束，但我們也同時希望他不為材料所玩弄，甚至被材料所包圍而無法脫身，終於被材料所埋葬。現在我們把陶希聖的各種劃分法，寫在後麵。
關於春秋以前的中國社會，他有如下的各種說法：1. 周以前的社會，不是封建社會；2. 西周時代中國，已建立“原始封建國家”；3. 中國在黃帝時代，便成立了“初期封建國家”；4. 商以前是氏族社會；5. 西周時代是氏族社會末期。
關於春秋戰國時代，陶希聖也有各種不同的說法：1. 有時說春秋戰國時代中國封建製度，已經結束了；有時說，舊封建製度已經破壞，“封建製度在春秋時已經崩潰”；2. 但似乎還有個什麼新封建製度。
由秦漢至現在，陶希聖有時說：“中國社會，自戰國到最近，是不變質的封建社會。”同時又說：“秦漢以後的中國還是在前資本主義時期。”依前一說，則他認為中國社會由戰國到清末，是一個封建社會；依後一說，則秦漢以後的中國是前資本主義社會。而且這兩種對立的見解，都表現在同一著作中。這不是秦漢以後的中國社會，令人“惶惑”，而是陶希聖的同一書中，有兩種主張，令人“惶惑”。
一九三二年的九月，陶希聖對於中國社會史的階段劃分又改變了。他在其《中國社會形勢發展過程的新估定》一文中，把中國社會發展形勢，重新劃分為四個階段：“（一）西周時代，是氏族社會的末期；（二）由戰國到後漢，是奴隸社會；（三）由三國到唐末五代，是封建莊園時期；（四）宋以後是先資本主義社會。”
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陶希聖的見解又變了。他分中國發展為：“（一）神權時代（商代）；（二）貴族統治時代（西周至春秋時代）；（三）王權時代（戰國至清末）；（四）民主革命時代（清末以後）。”在這一次的劃分中，主要的是用“神權時代”代替了他的“氏族社會”，用“貴族統治時代”代替了奴隸社會，用“王權時代”包括了他的“封建莊園時期”和“先資本主義社會”。而且在以後，還多添了一個“民主革命時代”。
到一九三五年八月，在陶希聖的《中國政治思想史》還沒有完成的時候，他的見解又變了。他索性把中國曆史分為三段，回複到胡適的劃分法。（一）古代社會（紀元前五世紀——後三世紀）；（二）中世紀社會（三世紀——五世紀）；（三）近世社會（十世紀——十九世紀中葉）。這一個劃分的特點：第一，他所指的古代社會，是春秋時代以前除外的古代社會；第二，他把他所指的封建時代換了“中世社會”；第三，他用“近世社會”代替了他所謂的“前資本主義社會”。
總括陶希聖對於中國社會史的見解，經過了無數的改變，這種改變，不僅表現在其不同的著作中，而且即在同一著作中，也常常有前後自相矛盾的地方，約而言之，可以分為如下的幾個階段。
（一）中國沒有氏族社會，中國曆史一開始就是封建製，一直到最近還是封建製。
（二）中國在黃帝征服蚩尤以前是氏族製，以後就直接轉入封建製，封建製到秦以後就破滅了。以後中國社會，是“前資本主義社會”或“商業資本主義社會”。
（三）氏族製向下移動至商代，還是氏族製。而且承認在氏族製之後，有一個奴隸社會，不過奴隸社會是在後漢。因而封建製度不能不移至三國到五代，從而“先資本主義社會”，便隨著順延到宋代以後。
（四）中國曆史，在經濟基礎上，沒有變更了，變更的隻是政治形態，從“神權”到“貴族統治”，從“貴族統治”到“王權”，再從“王權”到“民主革命時代”。
（五）政治形態的變更也沒有了，變更的，隻是時間上的推移，由“古代”、“中世”到“近世”，陶希聖的曆史劃分，如果再往下變，隻有恢複“斷代為史”的古典方法了。
關於陶希聖對中國社會史的諸見解，要一一加以批判，不但沒有那樣多的篇幅，而且也沒有那樣有閑的時間，有許多他自己無形之中已經取消了的見解，比如他說：中國社會自有史以來就是封建國家，由“原始的封建國家”，“初期的封建國家”，到“後期的封建國家”，一直“封建到底”這種見解，在現在陶希聖的新著作中，雖然並沒有坦白申明他自己過去見解的錯誤，但已經無形地自己取消了。
在陶希聖的曆史中，作為唯一無二的主題，而且占領中國曆史全時代的“封建製度”，現在已經斷頭刖足而縮短得僅隻占領西周一個朝代了。在封建製度之前，他發現了氏族製度，在封建製度之後，後漢，他又發現了奴隸製度，尤其是“先資本主義社會”的奇跡。因此陶希聖對中國社會史的見解，在現在值得我們研討的，倒不是他那個亙古不變的封建製度，而是他所謂氏族製以及後於封建製度的奴隸製，和其所謂“先資本主義社會”這幾點。
第一，關於氏族製，他在原則上否認中國有母係氏族社會之存在，這一點，雖然是他以前的見解，但到現在並沒有看見他有所改變。他說：“人類學者，多主張父係父權父治的氏族以前，還有母係母權母治的氏族，中國的學者，也多附會其說，以為原始時代‘世係相傳，以女為男’。他們（指梁啟超劉師培）［］所舉的證據，都是不可靠的證據。而這些不可靠的證據，可不能證明中國古代有母係母權母治氏族之存在於宗法之前（陶彙曾親族法）［］。所以我們隻可說：中國自有曆史的傳說，便有父係父權父治的氏族。”［］但是他在借口於材料之不可靠，否定了中國有母係氏族存在之後，自己卻並沒有提出可靠的材料證實中國自始就是父係氏族製。恰恰相反，他所指的曆史傳說，關於古代神話中的帝王，都是“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假如陶希聖看過莫爾根的《古代社會》，則應該知道：“家係以女係為本位，是屬於上古的東西，並且它較諸以男係為本位，更適於初期社會狀態。”“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氏族的出現之當時，並不曾知道一夫一妻的婚姻製度，所以男性方麵的係統，其根源無從確定。血族之聯係，概以母方係統為主。因此，古代氏族之家係，隻限於女性為本位。”如果曆史的發展不是多元的，則莫爾根的這種見解，還是可以適用於中國。此外在陶希聖的氏族社會中，出現了“王”和“卿大夫”以及“庶人”這種封建的等級。他說：所以“僧侶有支配王及卿大夫的特殊地位”，這也是任何氏族社會沒有的奇跡。總之，陶希聖的氏族社會，是氏族的招牌，封建的內容。
第二，關於把奴隸社會放在西漢時代，這也是陶希聖一個獨到的見解。不僅如此，他以為中國社會存在“士族平民及奴隸的等級，直到唐代構成中國社會的中古時期”。其實我以為陶希聖還可以把奴隸製再拖後一點，直至今日的阿美利加，奴隸勞動，還是存在。但是我們為什麼不叫阿美利加的社會做奴隸社會呢？這就是陶希聖應該注意的一點，因不是隻要看見有奴隸的存在，便是奴隸社會，隻有當奴隸在社會經濟的生產上，演著主導的作用的時候，才是奴隸社會。陶希聖迷惑於現象，專門玩弄形式，因而看不出在社會經濟上，誰是支配的東西，所以才有這樣的謬論。
第三，關於“先資本主義”，陶希聖曾舉出了幾個特征。其實他指出的特征，都是封建社會末期的現象，如他所指出的宋代的農民之受地主的壓榨，而變為一無所有的“田傭”，“傭工”，“傭仆”，這正是封建剝削必然地結果。其次，耕地之分散，如他所指出的，宋代，平均每一農家，以耕地十畝為多，然而總是在地主的手中。又地租之提高如宋代地租，回複兩漢之舊，居全生產物百分之十，更是封建剝削的特征。至於工商業的發展，即使發展到“行會以外頗有獨立的大商工業”的存在，然而仍然是封建末期的必然現象。此外“貨幣地租的采行”，也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反之，在封建社會末期，都普遍地存在著。總而言之，他所指出的一切特征，都不能構成一個相異於封建社會本質的另外一個什麼社會，因而所謂“先資本主義社會”，也就不能是在事實上存在過的社會。
概觀陶希聖所有的曆史理論，我們真是“歎觀止矣”，他既善於自相矛盾，又勇於知過即改；同時也能極盡杜撰，歪曲，牽強附會之能事。因此，李季譏之為“昏頭昏腦”，“缺乏常識”，何幹之譏之為“輕視方法論的結果”，我以為這樣的譏評，也許過於尖銳，其實陶希聖的頭腦，雖不清楚，但對於政治的感覺，卻非常敏銳，常識雖不充分，但歪曲力卻足夠應用，尤其他並不輕視方法論；相反地，他最善於運用“歸納法”和“演繹法”。而其所以如此多變的原因，主要的，還是他的理論，是要適應他的政治環境；他的政治環境，決定他的曆史理論。在以往，他之所以主張中國自有史以來，就是封建，一直封建到他自己生活著的現在，這是因為他一方麵，企圖取消原始共產主義在中國曆史上之存在，另一方麵，他以為從封建製不能直接躍入社會主義社會，所以盡量地把封建製往後拖，拖到拖不動的時候，再拿出資本主義來擋塞社會主義革命。以後，他知道這個方法也有危險性，因為封建製社會中也存在著地主農民的階級對立，所以他又修改為“超階級的士大夫社會”。這樣中國不但沒有階級鬥爭，也沒有階級了。最近他看見中國的買辦布爾喬亞抬頭，為了逢迎買辦布爾喬亞起見，於是他又不能不改變他的見解，替買辦布爾喬亞找出曆史的根據，所以“士大夫階級社會”便一變而為“先資本主義社會”或“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士大夫”讓位於買辦布爾喬亞了。這就是陶希聖的曆史見解，不斷變遷之一貫的原因。 （三）李季的見解及其批判
李季把中國經濟時期劃分為五個階段：
（一）自唐虞至虞末為原始共產主義的生產方法時代；
（二）自夏至殷末為亞細亞的生產方法時代；
（三）自周至周末為封建的生產方法時代；
（四）自秦至“鴉片戰爭”為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時代；
（五）自“鴉片戰爭”至現在為資本主義時代。
李季對中國經濟時期的劃分，首先申明是以“生產方法為標準”。不用說，他是認為在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這五種生產方法支配的時代，即氏族製的，亞細亞的，封建的，前資本主義的，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是構成中國社會發展的相續諸階段。在這裏，我們丟開這幾種生產方法在中國曆史上出現的時間問題，因為這不屬於曆史哲學的範疇；我們隻是以“生產方法的標準”，討論這五個生產方法的本身，以及其相續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