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見一樣東西就會問‘為什麼’，而我會夢想那些還未出現的東西，並且問‘為什麼不？’。”
——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長生》（Back to Methuselah）（1921）
美國人來到北美大陸已有4個世紀，他們憧憬著建立新的生活，以擺脫舊世界的束縛。早期定居者最初踏上這片新奇而廣寂的大陸時，陌生環境的衝擊和生活必需品的匱乏，激發他們產生了近乎瘋狂的動力去完成實用性創新，以便讓生活少一些貧乏，多一份愜意。理解什麼是創新、如何創新，是21世紀一個至關重要的主題。當今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要求美國人不斷開拓創新，就像第一批冒險家那樣充滿勃勃生機。
我對美國人的適應性天賦產生興趣要追溯到50年前一個薄霧彌漫的早上，當時我沿著第一批英國定居者的足跡，漫步在弗吉尼亞州詹姆斯河口的海岸。在詹姆斯敦（Jamestown）柵欄要塞遺址，我參觀了考古學家們從泥土中發掘出來的5萬件文物殘片，這是350年前到此的第一批英國僑民遺留下的：一個陶製烘箱；一把彎柄長劍；數枚象牙棋子；一個帶有四個長釘的小鐵蒺藜，用以伏擊西班牙騎兵；剪刀、針和頂針；一把烙鐵；百十把剪蠟燭芯用的剪刀；杜鬆子酒瓶；一座儲藏食物的冰窖。1607年5月14日，約翰·史密斯船長率領三艘帆船，帶來了104位定居者。其實，最早的117位僑民在此前十多年便由沃爾特·雷（Walter Raleigh）爵士帶領著定居在羅諾克荒野，這些人中包括男人、女人和兒童，但後來屍骨無存。之後，詹姆斯敦的定居者率先在印第安人的敵意和“饑餓年代”中生存下來。
這些人通過創新生存下來。在今天的詹姆斯敦，參觀者可以了解到先民們如何使用鎖子甲和護胸甲，這本是用來抵禦西班牙軍隊的，不過西班牙軍隊從未出現過。用這樣的裝備來與印第安人作戰顯得太笨重，所以他們拆散裝甲，並將部分製成燒飯用的鍋。後來，他們出口生絲、玻璃、檫木和草灰堿，但仍不足以換取從英國運來的生活必需品；於是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到約翰·羅爾夫（John Rolfe）的創新上，對一種來自西印度群島的植物種子進行雜交培育，從而生產出第一種長期支撐出口的產品——非常適合弗吉尼亞的土壤特點和倫敦人口味的煙草。從1776年起，這些新獨立的美國人不斷進行政治創新，逐步把允諾的獨立自由變成了現實。這一段可歌可泣的進步故事已經被許多經典的曆史和傳記詳述過，我自己也為之補充了詳盡的文獻，從而描繪出1889至1989年這第二個百年間盛開的自由之花（《他們創造了美國》）。雖然史學家們很少注意到過去兩百年來實用性創新的故事，但美國人正是由此創造了自己舒適安逸的生活，進而邁進了世界先進國家的行列。所以這本書的目的，就是刻畫那些創新的主要締造者。
在早期的歲月裏並沒有多少創新者，新的共和國的命運還是未知數。直到成千上萬甚至數百萬的新移民陸續到來，新一代的創新者才在他們中間產生。通常的說法是，與這些後來的移民一起到來的還有他們的夢想。實際上，他們帶來了我們的夢想，並使美國人的期望與誓言變成現實。新移民拓荒的能量是顯而易見的：種植玉米、鋪鐵路、收割小麥、紡棉、建設城市、挖運河、煉鋼、築橋、建廠，他們無所不能。然而他們帶來的不隻是體力。由於他們剛剛擺脫了階級分化的束縛或赤裸裸的暴政，所以他們傾向於守拙，而且凡事都要問個究竟。茫茫人
群中並不引人注目的這些後來者，來自世界各地，懷有抱負，是積極的風險承擔者，是格外敢於承擔責任的人，他們的創新天賦在過去的兩個世紀加快了美國的進步。就大多數人而言，他們沒有任何特別的秘密，沒有任何專利發明，沒有任何巨額財富或者特殊關係。當他們踏上這片土地，閃現在新世界豐富多彩的生活中時，他們也曾前途未卜。但神奇之處是，他們在共和國自由和自然競爭的刺激中找到了一條路，從而滿足了自己和他人。
創新，這個曾讓約翰遜博士戰栗的觀念和行動，已經成為美國的一種獨特品質。創新不僅僅指某項發明，更應指能投入實際應用的發明。赫伯特·博耶（Herbert Boyer）不滿足在大學實驗室裏合成基因，於是頂著學術界的非難，投身商業，大規模生產人工合成激素。賽勒斯·麥考密克（Cyrus McCormick）不僅是發明收割機的農民，也是為此而融資的第一人，因此才讓成千上萬的農民用得起這項發明。被嚴重忽視的無線電天才埃德溫·阿姆斯特朗（Edwin Armstrong）在看到美國無線電公司為了確保在調幅收音機製造市場上的收入而擱置他發明的調頻收音機後，便毅然獨自挺進市場。艾達·羅森塔爾（Ida Rosenthal）沒有發明胸罩，甚至也並不是她創出媚登峰品牌（Maidenform）“我曾夢想”的推廣活動，但卻是她把所有這一切整合進產品市場，之後她丈夫的發明才得以影響無數女性。西奧多·梅曼（Theodore Maiman）在1960年5月16日發明了第一台可應用的激光器，他把激光的發明描繪為一個“無的之矢”之作，因為當時很少有人認識到激光在多方麵的潛能。由於他停止了創立自己公司的進程，所以他首先是一個發明家，其次才是一個創新者。
在1957年我回到英格蘭的時候，發明與創新之間至關重要的區別，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為一名年輕的科技記者，我去特丁頓采訪了政府出資成立的國家物理研究所，他們帶我參觀了該所高級研究員羅伯特·沃森·瓦特（Robert Watson Watt）在1935年發明的雷達係統，就是這個雷達係統幫助英國皇家空軍贏得了不列顛之戰。他從前的同事抱怨說，英國人的發明在1939年後被美國人拿去投入商業應用，從而奠定了偉大的電子工業的基礎。抗生素的故事如出一轍，青黴素由亞曆山大·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於1928年發現，之後被美國人大規模運用到實際生活中。還有莫裏斯·威爾克斯（Maurice Wilkes）於1951年在喬·萊昂斯公司（J. Lyons & Co.）的辦公室開發出的第一台商用電腦。噴氣式發動機也是如此。所有這些英國發明都被美國人的創新活力所超越。弗蘭克·惠特爾（Frank Whittle）設計了燃氣渦輪機並申請了專利。這項發明在1930年用於製造噴氣式飛機的發動機，當時他隻有24歲。1937年4月12日這架飛機在拉格比第一次試飛；1941年5月15日，英國第一架噴氣式飛機首航成功。英國空軍的懶惰和國家科學院的懷疑耽誤了弗蘭克·惠特爾噴氣式戰鬥機的生產。直到1943年，絕密的設計藍圖才被送到了英國的盟國美國——美國人進而主宰了噴氣式發動機的製造。惠特爾為美國人的開發和創新熱情所打動，加入移民美國的熱潮，最終在美國海軍學院擔任教授，從事研究工作。
實用性創新是讓美國出類拔萃並讓其他條件優越的國家落後乃至失敗的首要原因。美國從一個偏遠落後的“新大陸”成長為發達國家，不能單純地以其自然資源或人口資源來解釋，因為俄羅斯、中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和南非在這些方麵同樣擁有得天獨厚的客觀條件，卻都未能持續地發展。美國人鋪設橫跨大陸的鐵路要早於俄羅斯人和加拿大人很多年。在阿薩·惠特尼（Asa Whitney）簡潔的描述中，美國人接受新創意的速度是驚人的。1830年，從事時尚貨品買賣的惠特尼來到英格蘭進貨，當時美國已經獨立50年，工業革命發源地英格蘭的鐵路建設依然遙遙領先，這激發了這個驕傲的美國人畢生的敬畏之情。1830年利物浦與曼徹斯特之間的鐵路開通了，惠特尼嚐了一個鮮，坐上了火車。火車的速度之快讓他無法想象：據他估計時速已達46英裏。但在惠特尼的有生之年，美國竟然後來居上，超過了英國，而且幾乎每個美國人都卷入了鐵路工程。惠特尼回到美國，對喬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的“火箭”號大加讚美。10年後，美國的鐵路裏程已達3 312英裏，超過歐洲鐵路裏程總長，惠特尼發起了充滿激情的運動，倡議興建橫貫美洲大陸的鐵路，於是沿著穿越大陸的鐵路抵達太平洋已不再是希望橫跨大陸的旅行者們的空想。
這本書的目的之一是指出這樣一種轉換關係，看清楚創新者在承前啟後的拐點上的作為。有許多靈光閃現的時刻，但那隻是創新過程的開始，先行者們總是付出艱苦卓絕的努力方能完成創新。得克薩斯州儀器公司的傑克·基爾比（Jack Kilby）和英特爾的羅伯特·諾伊斯（Robert Noyce）不是無中生有采摘到了集成電路的碩果，羅伯特·富爾頓（Robert Fulton）也不是於某個明媚的日子裏在巴黎“發明了”蒸汽船。托馬斯·愛迪生把電力引入城市，而他的外裔移民職員塞繆爾·英薩爾（Samuel Insull）找到了一個途徑，讓電力便宜到每個人都用得起。英薩爾又依賴於喬治·威斯汀豪（George Westinghouse）在交流電上的新——而威斯汀豪斯並沒有像英薩爾那樣將改善後的技術與市場結合起來。
所有這些人都是創新者：他們是能動的創業者。人們常說科學家探索發現，發明家尋求解決辦法，我們再加上一句，創新者用盡辦法地為某項解決辦法謀求大眾化應用。亞曆山大·格雷厄姆·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的傳奇故事很能說明這一點。他發現了聲波轉化成電流的方法，但他並不是創新者。的確，1876年3月10日的那個晚上是個偉大的時刻，貝爾的年輕助手托馬斯·沃森（Thomas Watson）聽到了貝爾在電話線另一端的聲音：“沃森先生，來幫個忙！”但是，正如沃森日後評價的，貝爾公司應運而生的電話並沒有使交談變得便利，反而讓美國人鍛煉了嗓門和肺活量。貝爾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他沒有再對電話技術作出更多貢獻，或者說沒能再作出必要的改進：沒有使用自動交換機，加感線圈和載波電流係統等使之成為有效裝置的技術，也沒有運用市場開拓等諸如此類的手段。是托馬斯·愛迪生，當然查爾斯·巴奇勒（Charles Batchelor）在這方麵也功不可沒，解決了聲音微弱和消音的問題，他們為競爭對手西部聯合公司（Western Union）生產高效碳精按鈕話筒，因此，真正的電話是在西部聯合公司買下愛迪生及貝爾的競爭對手埃利薩·格雷（Elisha Gray）的專利權後才出現的。接著，西奧多·維爾（Theodore Vail）將西部聯合公司和貝爾電話公司合並成了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維爾預見到了全國性長途電話係統的潛力，克服了來自政界、技術界以及官僚體製的諸多障礙，因此能於1915年1月25日一邊在佐治亞捷奇島康複修養，一邊聆聽紐約的貝爾重複那句1876年對舊金山的托馬斯·沃森所說的電話請求（沃森回答說他要花一個禮拜才能趕到）。維爾還創辦了一家研究機構，1925年，這家機構成立並命名為貝爾實驗室，數十年來，這裏都是創造力的來源，包括1947年的晶體管和1962年的“電星一號”通訊衛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