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早從1970年起，索羅斯就已經活躍於慈善界。
當時，他資助南非，並使黑人學生進入開普敦大學就讀學習，又向鐵幕內的離心份子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援助。索羅斯的慈善基金在中歐及東歐大多以社會開發研究組織及索羅斯基金的名義存在，有時則以其他的基金名義存在。
根據美國公共電視網的估計，截至2003年，索羅斯的捐款已高達40億美元。他曾經宣揚以非暴力的活動來促進許多國家的民主政治。
《時代》雜誌也在2007年登載了索羅斯預計在美國投入7億4200萬美元，加上其他的地區，索羅斯的投入總額已經超過了60億美元。他本人也曾經提及了兩個慈善專項計劃：一億美元資助俄羅斯的區域大學建設基礎網絡架構，以及5000萬美元用以資助非洲幫助那裏極度貧困的人們。
此外，他向中歐及東歐的科學家和大學提供援助、在薩拉熱窩圍城戰時幫助平民、協助成立透明國際、捐贈4億2千萬歐元給中歐大學著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尤納斯的孟加拉鄉村銀行以及其微額貸款計劃……在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開始捐款前，他捐款也蟬聯多年捐款金額第一。
也許，索羅斯在1992年因押注英國央行讓英鎊貶值從而狂賺10億美元之舉會漸漸淡忘於世，但是，索羅斯的新頭銜，將是“慈善家”。
在外界看來，這似乎是一個無法解釋的矛盾，一方麵，他是金融大鱷，一麵他又是慈善家，但是，就是這無法解釋的矛盾卻在索羅斯身上得到完美組合。
首先，索羅斯所做的慈善事業是所謂的“大慈善”，他所做的不是針對某些弱勢群體，更不是對那些不幸群體提供經濟的資助。索羅斯所做的是提倡建立開放的社會和世界金融新的體係。
索羅斯曾經說過：“我的基金會目前每年支出7.5億美元，我的目標是一年支出10億美元。”也許，他所說的“我老了，趁我還活著的時候趕緊把錢花出去。慈善給了我工作的理由，賦予我生命更高的意義。”的那句話就已經暗示，他現在幾乎所有精力都已經放在了慈善事業方麵。
提到全球氣候變暖問題，索羅斯曾經說過：“我以前沒怎麼關注，總覺得有這麼多人在關心這個問題，不需要我參與。但哥本哈根會議無功而返，讓我意識到我們不能單指望政府解決這個問題，整個社會都要參與。所以，我現在加入了氣候政策研究院的融資委員會，希望能盡一份綿薄之力。我關注的是雨林，特別是印尼的雨林，很多人認為二氧化碳的排放源主要是工業生產，其實不然，雨林才是罪魁禍首，我和荷蘭等國的專家合作，正在進行這方麵的研究，希望我們研究的結果能在坎昆會議上公布。”
其次，索羅斯關於市場、社會、道德問題的理解也直接決定了他是個既冷血又熱衷慈善事業的雙麵人。
索羅斯認為，市場製度之所以區別於其他的製度，最重要的一個關鍵點就是：市場具有非道德性，也就是說市場不能用道德的標準來衡量。正因如此，市場機製才會如此有效，甚至是高效。在一個有效的市場上，個體參與者所做的決策對於市場價格的影響微乎其微。所以，索羅斯認為正因為如此，個體參與者不用對市場的總體結果承擔任何責任，或者隻需要承擔很小的責任。
其實，社會是講道德的，社會的發展也是涉及道德範疇的。政府必須對管理社會負責，包括製定一係列市場機製的遊戲規則。所以，政府要講道德，必須要用道德標準來衡量。
索羅斯曾經在回答企業家的提問時說過：“我很幸運，我做的是金融行業。如果我和你一樣做實業，要麵對員工，給他工資少一點，我自己就多賺一點，我活好一點，他就活得差一點，這樣做決策就難多了。” 索羅斯曾經表示，他一直都可以把從市場上掙錢和在社會上花錢這兩件事情徹底分開，他認為，殘忍和慈善兩者之間是互相不受影響的。
索羅斯，這位被外界視為在金融界胃口很大、不可一世的金融大鱷，他的現實生活卻是非常簡樸，甚至有人曾經形容他過的是清心寡欲的日子：生活中的索羅斯不吸煙，更不喝酒，對食物也從來不挑剔。他沒有自己的私人飛機，更沒有屬於自己的私人島嶼，甚至連豪華遊艇也沒有一艘。他不會買西部農場；更不喜歡收藏18世紀前歐洲著名畫家的作品。甚至他本人到布達佩斯旅遊時，入住的也是一家舊式的旅館。
但是，不管怎麼說，索羅斯永遠都是索羅斯，他在金融街依舊是那個不可一世的股市天才、金融大師、金融大鱷。他關於金融方麵的投資經驗、投資技巧對一些投資者來說絕對有幫助。
索羅斯曾經開玩笑說過：“我不是個聖人，如果你在市場上碰到我，還是得小心，盡管我老了，但還是一條鱷魚，小心我吃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