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以為德國大詩人歌德是造出“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這個術語的第一人,其實不然,因為在歌德之前的德語文學裏,早已有人使用這個概念,但的確是歌德最先使“世界文學”成為文學研究中一個新概念(John Pizer,“Johann Wolfgang Goethe:Origins and relevance of Weltliteratur” in Theo D'Haen,David Damrosch and Djelal Kadir(eds.),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London:Routledge,2012,p.3.)。在18世紀與19世紀之交的歐洲文學和文化中,歌德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影響,他關於世界文學的論述受到普遍重視,並使這一概念在我們進入21世紀之後,成為這個全球化時代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與他年輕的秘書愛克曼談話中,說他剛剛讀了一部中國小說的譯本,覺得既陌生又親切,於是他深信“詩是全人類共有的……世界文學的時代就在眼前,我們每個人都應該促成其早日到來”(Wolfgang von Goethe,Conversations with Eckermann (18231832),trans. John Oxenford,San Francisco:North Point Press,1984,p.132.)。
歌德在他那個時代,的確是視野開闊、目光遠大的一位巨人,他不僅繼承了西方自希臘羅馬以來的文學傳統,而且對歐洲之外的阿拉伯文學和東方文學都深感興趣。他自己就曾有感於古波斯詩人哈菲茲(Hafez)作品的魅力,創作過一部《東西方詩集》(West stlicher Divan),又對印度文學,尤其是迦梨陀娑(Klidsa)的著名詩劇《莎恭達羅》(Sakuntalā)非常推崇,而他提出世界文學時代來臨,則是閱讀了中國文學作品之後的感想。恩斯特·羅伯特·庫爾裘斯在他那部具有經典意義的文學批評名著《歐洲文學與拉丁中世紀》結尾處,提起歌德的世界文學觀念,認為“我們也許隻是處在那一過程的第一階段。我深信在這發展之中,美國將起重要作用。我相信T·S·略特是從印度思想汲取靈感的第一位詩人”(Ernst Robert Curtius,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trans. Willard R. Trask,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p.597.)。庫爾裘斯此書初版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48年,在學術和其他方麵,他對美國都寄予厚望,然而在20世紀的西方,所謂“世界文學”其實遠遠沒有達到歌德當年心目中所想見的Weltliteratur,因為歌德那種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在20世紀後半期並非思想界的主流,而英美學界所謂“世界文學”基本上是以歐洲為主的文學。這從美國出版的幾種主要的世界文學選本裏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影響很大的《諾頓世界文學名著選集》(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1995年以前的舊版隻包括從希臘羅馬文學、《聖經》、中世紀文學、文藝複興到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再到現代文學的名著,全都是西方著作。這種情形,到20世紀90年代後期才有明顯的改變。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文學研究進入理論的時代,從形式主義、結構主義、讀者反應批評,到後結構主義或解構主義,然後到女權主義、後殖民主義,同時逐漸由文學理論轉入文化批評,討論的問題越來越離開文學本身,而關注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文學研究這一發展過程產生出的兩個結果,與當前世界文學研究之興起直接相關。第一個是西方文學和文化理論很強的自我評判傾向,使西方學者對西方中心主義做出尖銳的批判。20世紀80和90年代,西方文學與文化批評對西方經典產生普遍懷疑,出現了所謂“去經典化”(decanonization)傾向,而與此相應的一個趨勢,就是對西方傳統之外文學和文化的興趣日益增長,很多研究者和學生都對非西方文學產生興趣,這就為歌德所謂世界文學觀念在今日之實現,提供了比以往更好的環境條件。我們也可以說,經過了自我批判理論洗禮的西方文學研究,現在才返回去認識到歌德在19世紀早期提出那個“世界文學”觀念的價值。文化環境的這一改變很快就反映在圖書出版和市場營銷方麵,1995年之後出版的《諾頓世界文學名著選集》和其他幾種類似的選集都選收了許多非西方文學作品。如1997年出版的諾頓單卷本就以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史詩《吉爾伽美什》、古埃及文學和《聖經·舊約》開始,然後有古希臘文學、中國《詩經》、《論語》和《莊子》選段,其他不同時代非西方文學還有印度、日本、阿拉伯文學作品,直到包括魯迅的《狂人日記》等近代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