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紀之初，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都在發生具有根本意義的變化，可以說這是我們開展東西方研究極為有利的時刻，為研究東西方思想傳統和典章製度提供了極好的條件。在這個時刻，我們重新審視東西文化交往的曆史，以窺見未來發展可能的途徑，也許是深化東西方研究必須邁出的一步。東西交往的曆史，在古代有絲綢之路，在中古有馬可·波羅到忽必烈治下蒙元帝國的遊曆，在明末清初有利瑪竇和基督教傳教士推動的東西文化交流，而近世在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爭之後，又有一百多年西方列強侵略中國和東方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曆史。陳寅恪先生曾用“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這樣沉痛悲憤的語句，描述鴉片戰爭後中國受“外族之侵迫”所麵臨民族存亡的險境（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陳美延、陳流求編：《陳寅恪詩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1頁。）。無論中英鴉片戰爭或中日甲午海戰乃至滿清帝國的覆滅，再到八年抗日戰爭和隨後國共內戰造成台海兩岸的分隔，中國近150年來的曆史真可謂多災多難，不堪回首。自20世紀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經過了數次的政治運動和“文革”十年的劫難，中國終於在三十多年前推行改革開放務實的政策，在經濟上取得了令全世界矚目的成就。而與此同時，歐洲和北美產生了極為嚴重的金融和信貸危機，中東和阿拉伯世界也發生巨大變化，於是形成當前全球秩序的急劇轉變和重新調整。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就製度而言，已經成為曆史的陳跡，中國和整個亞洲以及巴西和南美經濟的發展，正在改變過去認為毋庸置疑的關於全球各地力量均衡的許多觀念。簡單概括起來，我們可以說過去整個世界都以美國和西歐為中心，這個觀念現在正在逐漸改變，在此形勢下，西方對東方，尤其對中國，開始產生了更多了解的意願和興趣，這就形成上麵所說對於開展東西方研究有利的時機和良好的條件。
從曆史上看，東西方的交往遠在古代就已開始。在近年的考古發掘中，往往有令人驚異的發現，說明中國與西域物資和精神文明的交往，比我們以前想象的要更多、也更早，而且西域不僅止於印度和中亞，甚至遠及於希臘、羅馬。中國古代金石雕刻藝術，就可以提供一個很好的例證。四川三星堆出土了時間相當於殷商時代的大型青銅雕像，西安秦始皇陵出土了大型銅車馬、漢墓前神道有大型石刻，據林梅村的研究，這些都說明中國古代大型石雕，是在多種文化影響下產生的藝術。“首先，基於中國本土文化因素；第二，受歐亞草原文化，尤其是阿爾泰語係遊牧人古代藝術的影響；第三，張騫通西域後，中國金石雕像藝術又得以和中亞希臘化藝術乃至波斯藝術進行交流。”（林梅村：《古道西風：考古新發現所見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第165頁。）中國境內出土過許多羅馬玻璃器和錢幣，這就證明“漢代中國與羅馬帝國必有頗為發達的貿易往來，中國史籍與西方史料所說漢代中國與羅馬之間的古代交通當為信史”（同上書，第209頁。）。然而交往不僅止於物質文化，民間故事的流傳，在古代也有令人驚訝的廣遠程度。楊憲益發現在唐人段成式的筆記小說《酉陽雜俎》裏，不僅有歐洲童話裏著名的灰姑娘（Cinderella）故事，而且有德國尼別龍故事。楊憲益認為前者“至遲在9世紀或甚至在8世紀已傳入中國”，而且有趣的是，中文“灰”字在德文裏是Aschen，“就是英文的Ashes，盎格魯薩克遜文的Aescen，梵文的Asan”，而在那個中文故事裏，“這位姑娘依然名為葉限，顯然是Aschen或Asan的譯音”（楊憲益：《譯餘偶拾》，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第66頁。）。如果說灰姑娘故事是由海外傳入中土，《酉陽雜俎》裏古龜慈國王阿主兒降龍的故事，楊憲益就認為“是西方尼別龍（Nibelung）故事的來源”。這兩個故事不僅情節很相似，而且“據西方學者考證，西方的尼別龍傳說本於匈奴王阿提拉（Attila）的故事，加以附會。這個王的名字在古日耳曼傳說裏作Etzil，同這裏王名阿主兒正合”（同上書，第68頁。）。以上這些例子說明，無論在考古還是在文本的考釋方麵，古代東西方跨文化研究仍然有很多問題可以進一步探討，仍是一片有待開墾的領域。
13世紀威尼斯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1325？）到元大都（即今北京），是中古時代中西交往的一件大事。雖然所謂《馬可·波羅行紀》並非馬可本人撰述，此書問世之後也不斷有人懷疑其記敘是否真實，但據研究馬可·波羅的學者約翰·拉納調查，此書問世之後在二十五年間，已“有法文、法蘭克意大利文、塔斯伽尼文、威尼斯文、拉丁文和大概德文譯本流傳於世——作者在世時就有諸多譯本，這在中世紀是獨一無二的記錄”（John Larner，Marco Polo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Worl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p.44.）。此書在歐洲各大博物館現存有不少抄本，這就說明在當時和以後，《馬可·波羅行紀》很受讀者歡迎，才會如此流行而有多種抄本流傳至今。然而此書雖然稱為《行紀》，但細看其組織安排，卻並沒有按旅行路線，逐一記錄沿途所見，也沒有渲染奇特怪誕的冒險經曆，所以拉納認為，“此書不是曆險故事，也不是描述旅行過程”（Ibid.，p.69.）。馬可的父親和叔父都是商人，馬可隨同長輩前往中國，但關於商業和貿易，此書也沒有特別具體的記敘，所以拉納說，此書“也不是一位威尼斯商人關於在東方經商的著述”（Ibid.，p.74.）。在拉納看來，《馬可·波羅行紀》對西方而言，其意義首先在第一次使西方認識到東方許多具體的地方，擴大了歐洲人的地理知識，所以那是“一部講地理的書”。但那是歐洲前所未聞的一部地理書，因為“事實是在中世紀地理學的傳統裏，從索裏努斯（Solinus）到伊昔多（Isidore），再到戈蘇因（Gossuin），都找不到類似馬可·波羅之書那樣的著作”（Ibid.，p.77.）。在現存歐洲中世紀的世界地圖（mappa mundi）裏，繪製於1380年左右著名的卡塔蘭地圖（Catalan Atlas），比較能詳細描繪東方的地理，上麵毫無疑問就是以馬可·波羅之書為依據，標出了二十九個中國城市的名稱。雖然這還遠不是現代地圖，但正是在這幅早期的世界地圖上，“中國在西方才第一次在地圖上呈現為一個可以識別的、可以說合乎理性的形狀”（Ibid.，p.136.）。
馬可·波羅在由歐洲到中國的旅途中，記載在沿路很多地方都遇見聶思脫裏派的基督徒。數百年後，明天啟三年（1623）在長安古都發現了《景教流行中國碑》，更證明早在唐代，景教即基督教的聶思脫裏派曾在中國傳播。在元代，忽必烈允許基督教在中國傳教，《元史》有“也裏可溫”之名，經史學家陳垣考證，“認定《元史》之也裏可溫為基督教”（陳垣：《元也裏可溫教考》，見陳樂素、陳智超編校：《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頁。）。此外，猶太人很早就遷徙到中國，在宋代曾聚居開封，陳垣有“開封一賜樂業教考”，據曆代碑銘文獻詳論“一賜樂業，或翻以色列，猶太民族也”（陳垣：《開封一賜樂業教考》，同上，第77頁。）。人類學家潘光旦後來又進一步考證，認為“就開封的猶太人而言，至少就其中不會太小的一部分而言，是在北宋中葉以後，南渡（1126年）以前，約五六十年間，到達開封而定居下來的”（潘光旦：《中國境內猶太人的若幹曆史問題——開封的中國猶太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15頁。）。至於這些猶太人的來源，他則認為公元前第2世紀70年代猶太人離開猶太本土後，有一支是“進入印度的孟買區域的；他們在此區域內定居了一千一百多年之後，在公元第11世紀的中葉或後葉，又循海道向東推進，到達了中國，定居在開封”（同上書，第70—71頁。）。還有一些猶太人則可能“是從波斯來的”（同上書，第71頁。）。可見自漢唐至宋元，中西互動和交流一直沒有間斷，有關問題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馬可·波羅年輕時隨父親和叔父離開威尼斯到中國，在中國接觸交往多是元朝的蒙古王公貴族和色目人，而不是被蒙元帝國消滅的南宋臣民，所以他對中國主要的漢族文化傳統缺乏了解。東西方在思想意識和文化層麵的交往，是在馬可·波羅三百年之後才有真正的進展，而且是另一位意大利人、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在明末來到北京時，才真正開始。明末耶穌會傳教士到中國後，發現這裏人口眾多，有悠久的曆史和與歐洲很不相同的文化傳統。他們意識到不可能讓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士大夫和讀書人，完全放棄自己的文化來皈依基督教，也不可能把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都突然變成基督徒。當時的中國和歐洲相比，絕非如數百年後強弱懸殊的情形。正如朱維錚指出的，中西兩個文明當時“都自以為是世界的中心，發展速度雖已見遲疾，文明程度仍難分軒輊”。雖然很多中國學者說起明末的嘉靖、萬曆兩朝，便總覺得已是衰世，“但在當時來自正受教會分裂、宗教爭吵和戰爭不斷困擾的歐洲人士眼裏，橫向比較下來，這裏卻似樂土”（朱維錚：《基督教與近代文化》，《音調未定的傳統》，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90頁。）。這一點很值得注意，因為中國曆史悠久，中西交往的曆史也漫長而複雜，明末的中國和歐洲並不是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之間不平等的關係，所以東西方之間的關係不能用看近百年的眼光來概覽過去的情形。耶穌會教士采取了所謂適應（accommodation）策略，他們學習中文，用中文來傳教，一方麵把中國儒家的經典翻譯成西文，並在大量書信和文章中報道中國的情形，另一方麵又把當時歐洲的科技介紹給中國的皇帝和士大夫階層。而在當時的中國，明朝中葉興起了陸王心學，王陽明提倡“致良知”，反對程朱理學正統，打破許多傳統觀念。正如朱維錚所說，按照王學的發展邏輯，必定“走向撤除綱常名教的思想藩籬，包括所謂‘夷夏大防'在內”（朱維錚：《十八世紀的漢學與西學》，《走出中世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0頁。）。雖然王學的發展是中國傳統文化內部儒學派別的變化，但卻“在客觀上創造了一種文化氛圍，使近代意義的西學在中國得以立足”（同上書，第16頁。）。就在這樣的內外環境條件下，耶穌會教士得以進入中國，為東西方思想文化的互動交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