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育自學”實驗是安徽省陶行知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省教育學會副會長何炳章先生，依據他的“自育自學”思想，倡導和主持的一項教育實驗。從1983年開始，迄今已走過了27個年頭。目前，這項實驗已在數十所學校、數百個班級、數千名教師、數萬名學生中開展，得到了廣大師生和家長的認同，收到了比較明顯的成效。這種反映教育本質、凸顯教育原點的實驗，一堅持就是近三十年，實屬難能可貴！為了宣傳“自育自學”理論，推廣“自育自學”實驗的經驗，2010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在合肥市廬陽區召開了“借鑒陶行知教育思想 推進‘自育自學’實驗現場觀摩研討會”。我懷著極大的興趣，自始至終參加了會議，感受頗深。
概括地說，我在這次會上有“四個看到”：一是看到了一堂成功的課堂教學結構改革模式，即“引導自學”課型的展示；二是看到了一次有特色有成效的教育改革模式，即引導每位學生每天堅持課外閱讀、確保睡眠·吃好早餐、每天堅持健身的模式展示；三是看到了區域推進“自育自學”實驗的“廬陽模式”，即“校際聯動·行政推動”的模式展示；四是在前“三個看到”的基礎上，看到了“自育自學”的重要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前“三個看到”，我另有專文發表，限於篇幅，這裏不再展開了。下麵主要講講第四個“看到”。
對於“自育自學”思想及其實驗，我的基本認識是：這是一種既有曆史繼承性，又有當代性和創新性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驗。
先談其曆史性。何炳章先生在闡述“自育自學”思想的理論來源時，說到他受到4位教育家的影響，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陶行知。從曆史上看，重視學生的自學，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更早。如中國古代教育家孟子強調自求自得。他說：“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源。”在孟子看來，一個人成長的最好途徑就是自得。隻有自己獲得的知識才能牢固掌握，才能深刻領會，在實際中才能運用自如。中國古代另一位教育大家朱熹，也強調學生是教學活動的主體。他說得很明白，書要學生自己去讀，道理要學生自己去理解，我教師隻做個引路的人。在我看來，朱熹更高明的地方，在於他不僅強調了學生的主體性，而且還深刻地揭示了教師的作用——一個引路人，一個證明人，一個有能力進行討論的人。新課改提出在教學活動中，教師應該成為一個引導者、組織者和教學活動中平等的參與者。我個人認為，盡管兩者的語言表述不同，但思想十分接近。
教師的責任是在教學生學，這是陶行知的一個重要主張。他說得很清楚：“我以為好的先生不是教書，不是教學生，乃是教學生學。”那麼，什麼是教學生學呢？在陶行知先生看來，就是要把教和學聯係起來。一方麵，先生負指導責任，一方麵學生負學習責任。教師不是把現成的方法傳授給學生，而是讓學生自己將這個方法找出來，並且能夠用這種經驗來找別的方法，解決別的問題。也就是孟子所說的自得。可見，陶行知先生“教學生學”的思想受到了孟子自得思想的影響。
除陶行知先生之外，在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尤其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影響之下，中國教育界十分重視教學過程中學生的主動性和主體性，並開展了各種實驗。如自學輔導法，也稱“自學輔導主義”。它在民國初期傳入中國，讓國民學校三年級以上的學生先自學教材，遇到困難時，再由教師個別輔導。基本程序是布置、自學、檢查。旨在發展兒童的學習積極性，防止教師包辦，改變課堂教學中教師一教到底的現象。從這裏，我們不難看出“自育自學”理論及其實驗的曆史繼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