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際生活中，到處都有社會懈怠效應的影子，一加一小於二的現象俯拾皆是。群體行為給某些人渾水摸魚提供了便利，他們不僅偷工減料，甚至還“濫竽充數”，隻不過混在隊伍中，裝模作樣地擺一下姿勢而已。
1958年下半年，神州大地上開始了聲勢浩大的“人民公社”化運動，規定農民的口糧由公社、生產隊掌管，農民不在自己家裏吃“小鍋飯”，而是到公共食堂一起吃“用大鍋煮的飯”。在當時，幹活實行“大呼隆”，社員下地勞動並不賣力，原本一個人一天就能幹完的活，經常幾個人幾天也幹不完。他們為什麼不積極幹活呢？因為“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幹與不幹一個樣”，在這種情況下，誰還全力以赴地勞動呢？人懶地也懶，結果糧食收成一年不如一年。這種建立在絕對平均主義基礎上的“大鍋飯”製度，嚴重約束、影響了勞動者的積極性，最終於1961年上半年停止實施。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在農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翻開了改革開放的一頁。從1982年到1991年10年間，中國的糧食產量每年增長8％——這是前二十多年糧食年增長率的2.5倍，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生產大國。中國僅僅用占世界7％的耕地和5％的水資源，解決了占世界人口22％的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其成就舉世矚目，當時的農業部部長因此獲得了“世界食物獎”。
如今，有些改製不徹底的單位仍在實行計劃經濟體製下的一套管理模式，生產效率低下成了難以治愈的頑疾，這種現象和社會懈怠效應不無關係。
不僅僅中國存在著社會懈怠效應，其他國家也不例外。在蘇聯，農民大部分時間都在集體農場中工作，上個星期在一個農場工作，這個星期又跑到另一個農場勞動，他們對集體農場沒有直接的責任感。農民的私有土地僅占1％，由農民決定在上麵種什麼，種出的糧食歸個人所有。但是，這些僅占1％的私有土地，其產出卻占全部土地產量的27％。
一個生產配件的工廠無法識別出某件產品是由哪個工人做的，因為上麵沒有任何標示，結果產品質量屢屢出現問題。後來工廠實行計件工資，每個工人生產的配件上都貼上屬於個人的標誌，令人驚訝的結果產生了：產品合格率一直保持在100％。
這就是說，當責任分散的時候，群體成員會認為功勞再大也不是自己一個人的，有了責任大家一起扛，因為“法不責眾”。另一方麵，他們會認為別人有可能偷工減料，自己若拚命幹活就不劃算，於是開始馬馬虎虎地工作。後來工廠實行了計件工資，而且每個產品都打上了個人的標誌，一旦出現質量問題就能直接追溯到責任人，因此大家的責任心提高了，積極性也上去了，產品的合格率竟然達到了100％。在社會懈怠效應產生的時候，群體成了濫竽充數的舞台，團體成為渾水摸魚的場所，社會成了“寄生蟲的天堂”。
心理學家認為，社會懈怠效應的產生有三個原因。首先，在社會群體中，大家的工作不受監督，幹好幹壞一個樣，於是開始放任自流。其次，團體中的成員會認為其他人可能偷懶，為了公平起見，自己也開始渾水摸魚。再次，受社會作用力的影響，個人的責任感被分散了，所以付出的努力就打了折扣。
社會促進效應：有人關注，我就做得好
心理學家紮永茨認為，他人在場可以產生一種驅動力：有了別人的關注，你會希望做得更好，願意展示自己更好的一麵給人看。當然，也有可能事與願違，你緊張焦慮，手忙腳亂，從而產生了社會抑製現象。身處社會之中，我們應該增強自己的心理素質，盡量將不利因素變為有利因素，爭取產生社會促進效應。
小明是個非常淘氣的孩子，一刻也安靜不下來。上課的時候，小明不是和同學說話，就是吃東西、做小動作等，讓老師操碎了心。有一天，數學老師正在上課，看到小明不但在下麵搖頭晃腦地吃東西，還不斷地和同桌說話，這嚴重妨礙了其他同學聽課。老師非常生氣，為了懲罰小明，就決定讓他到講台上替老師擦黑板。不料，小明聽了老師的命令後，居然高高興興地跑到講台上。由於小明長得不夠高，夠不著黑板的上半部分，他就踩在椅子上擦黑板。結果他搬著椅子挪來挪去，不但沒有絲毫受到懲罰的低落情緒，反而幹勁十足，心情很是激動。
心理學家問小明：“小朋友，你受到老師的懲罰，為什麼還這麼高興呢？”小明興奮地回答：“擦黑板是幫老師做事情，我並沒有覺得不好。再說，我站在凳子上擦黑板，同學們都不聽老師講課了，隻顧著看我怎麼擦黑板，所以我很自豪啊！”小明在擦黑板的時候，非但不覺得是一種懲罰，反而認為是很露臉的事情，這就是一種社會促進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