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春，我和太太詹妮弗·艾倫——不，現在她叫詹妮弗·戈從紐約飛抵北京。因為四川大地震和H1N1流感，這是拖延了三年的旅行。我們先在美國駕車旅行了十多個州，甚至到了美國的天涯海角——佛羅裏達小島KeyWest。海明威年輕時在此“南漂”十年，完成《永別了，武器》、《喪鍾為誰而鳴》等巨著。
波音777飛臨北京時，碰巧風和日麗，靠近機艙的老外們發出片片讚歎聲。我心頭為之一鬆，如果以一場沙塵暴為太太接風，實在難堪。機腹下龐大的城市，像一堆堆微型盆景、積木玩具和機械裝置展現開來；高速公路上連綿不絕的車流蚯蚓般蠕動、甲殼蟲般閃耀著破碎的亮點。這個龐然大物越來越肥大，像失去控製的甲狀腺和骨質增生。
京漂八年，這個城市磨盤一樣將我碾個粉碎，但在“夷人”麵前，精神錯亂般的自大狂還是不可救藥地發作。我就像一個長工炫耀老財主的產業似的對太太說：“看，那是第三號航站樓，全球最大的！”
太太循著我的手指望去，讚歎：“Amazing（真棒）！”
“世界上沒幾個城市可以在塊頭上和北京比，紐約、芝加哥小Case（事情，案例）。”我說，太太深信不疑地點頭。
“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Pancake（餅）。”
“什麼？餅？最大的餅？”詹妮弗被弄蒙了。
“這是個Metaphor（隱喻），就是說北京是全世界最大的建築工地。”我解釋道，“中國使用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鋼材和近一半的水泥，很多又用在了北京，越來越大，就像攤大餅……”
“就像二戰前後的美國。”
“我在這裏住了八年。”
“唔——這是你的地盤。”
“對，我的磨盤。”我鼻子發酸，低下頭，捂住眼睛。飛機開始下降，耳朵轟鳴起來，隱隱作痛。瞬間，一股看不見的力量猛然入侵身體，讓我靈竅分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