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偉章
大章是我大學校友，不過，我畢業的時候，他大概剛上小學。2012年6月，我回母校參加活動，在賓館見到了他。初次見麵，要找到話題很難，幸好有文學。但老實說，通常我不會在不甚了解的人麵前談論文學，哪怕這個人說他熱愛文學，想成為作家，甚至已經是作家。可大章似乎有些例外，見他第一眼，我有一種驚悸的熟悉，那是因為，我從他身上看到了當年的自己：三分拘謹，十分真誠，十二分執拗——對文學的執拗。他談及文學時專注的眼神，還有把每個字都咬碎了的勁道，讓我明白，這不是個鬧著玩的人，也不是早給自己留好退路、隨時準備原諒自己的人。這讓我放心。說放心，其實也是擔心。選錯路是人生的常態。他有那份誌向，是否也同時具備了成就誌向的才能？他帶來了自己的兩本書，一本評論集，一本散文集，還有一篇小說打印稿，《狗發》，即係列小說《蘇家坳紀事》中的一篇，正是這篇小說吸引了我。我感覺到，他此前試探了若幹水域，現在才找到適合自己溫度、寬度和深度的環境。大章很愛惜他的文字，一句一句出來，都給人久經曆練的印象，也懂得作為敘述藝術，從容不迫，靜水深流，是相當要緊的功夫。他說自己剛剛“學寫小說”，這就更加難得。
差不多半年過後，大章寄來了《蘇家坳紀事》的全部作品，九個短篇小說。蘇家坳，是他的故鄉，當然是文學故鄉。在這片土地上，生活著“我最親的親人”，於是全力以赴，呈現這群人的命運。凡人都是有命運的，有許多作品，裏麵的事情是發生了，還可能發生了不少事，卻無法讓讀者探測到命運。命運的意思是：既能看到人物現在是怎樣的，又能看到他們是怎樣走過來的，未來又會朝哪裏走去。這不僅是現實主義文學，也是其他一切文學流派努力的方向。大章很清楚這個方向的存在。他以“苦難”為主題，這是文學永恒的母題，但真正觸碰它，並不討好，早有人不滿注目弱者命運的作家患下的“苦難焦慮症”。大章作為“80後”，似乎不應該得上這種病，不應該在自己小說中出現“大山”“饑餓”“眼睛哭腫”之類的詞句，應該去寫會所、派對、情愛等等才合時宜。但我尊重他的，恰恰是他在“應該”和“不應該”之間作出的選擇。倒不是說寫苦難天生就好，而是說，他沒有成為文學上“最糟糕的失明者”，忠誠於自己的生活原質和真情實感，也深知一個作家是有責任的。無論用多麼絢爛的大詞去描述文學，“真情實感”“有血有肉”，都是最簡明也最本質的描述。至於責任，愛倫堡說，“天職”這樣的字眼，不是可笑的，也不是空洞的，它們包含著對作家義務的正確解釋。大章秉承先賢，認為不是寫出了一點東西就可以稱為作家，而是要對時代有所擔當。
正因為懂得責任，大章寫苦難，不是為了展示和渲染苦難，而是希望獲得一種理解：理解那片土地上的眼淚和歡笑，卑微和堅忍。也因為懂得責任，他才擺出懷疑的姿態，保持對傷痛的敏感，彰顯自己的時代關懷和批判意識。他將人物置於社會和人心的叢林，探討精神疑難，求證人的尊嚴，追尋公正的可能性。愛和敬畏，是最大的公正。在大章的這個集子裏，不乏這樣的公正：外公在艱難時世裏救回即將路斃的狗發；生性懶惰的狗發，卻又為讓並不領情的何三妹過上好日子，一次次外出務工；當過兵的玉生，即便回到鄉下，也總以優秀士兵的標準要求自己，蒙冤入獄後，心中沒有仇恨，而是在手臂上刻下“忠孝”二字；富家出身的玉平，因恨而棄離家鄉，卻又在最後的歲月裏回到自己出發的地方，因為她“突然之間覺得，在蘇家坳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其實有著自己怎麼都無法丟掉的過往”……讓人欣慰的是，大章找到的“公正”，並非刻意繡花，而是比較自然地呈現了小說的說服力。
對小說本身我不必多言，讀者自有評判。我隻能說，我個人喜歡這個集子，也看好大章的寫作；如果“咬勁”再足些，結構再精粹些（尤其是短篇），就會更好。同時還要說，寫作不是職業，而是事業，既然是事業，就要準備好投入一生的心血，包括有勇氣承擔可能遭遇的挫折和苦痛。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