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祖國曆史，許多文學家、科學家往往涉獵祖國醫藥學並留下鮮明的足跡。特別是到了宋代，宋太祖趙匡胤黃袍加身後，“杯酒釋兵權”，采取了“崇文抑武”的國策，隨後的幾位皇帝都延續這一國策，使得文人具有優越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他們大都是社會的主體，曾是宋代社會治理的參與者和宋代社會變革的主導力量，在宋代社會進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如王安石、歐陽修、範仲淹等文學大家都曾身居相位，他們銳意改革，勵精圖治，有力地推動了宋代社會的前進；統治者又推行“以仁治天下”、“以德治國”的方針，高度重視醫學與養生學，屢次頒布醫學詔令，普及醫學教育，大量吸收有文化素養的儒生學醫，正如日本學者攄藪內清在《中國·科學·文明》中說：“自古以來沒有像北宋皇帝那樣重視醫學的。”正所謂“上之所好，下必甚焉”，統治者這一係列的舉措營造了社會上濃厚的重醫風氣，大大提高了當時醫學醫師的社會地位。
除了宋代社會發展的大背景外，還有以下幾個原因促進了宋代文士通醫現象的產生：其一，宋朝的幾位皇帝大都自身愛好醫學，對世人們學醫起了一定的引導和示範作用，如宋太宗趙炅素喜醫術，曾親自收集名方有驗者千餘首；宋徽宗趙佶醫術也很高明，他還以個人名義編印了醫學著作《聖濟經》。其二，範仲淹提出“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的曠世箴言，認為“醫相同尊，治人猶如治國”，鼓舞了眾多文人士大夫步入岐黃之路，為一代儒醫成長開了風氣之先。其三，儒家傳統思想文化把“忠”、“孝”作為立身之本，“仁”、“愛”作為處世美德，“知醫為孝”也是宋代文人探求醫學的一個重要因素。其四，儒道釋三教在宋代均有所發展並相互融合，熔鑄出了新儒學體係——理學，宋代文士在學風上強調“窮理”，提倡“格物致知”，他們把研討醫學作為格物致知的內容，窮究天人關係，窮究醫學原理，通過認識人的生理狀況來反求天地之理，萬物之理。其五，不少文人為尋求自身保護，對醫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或從養生延齡出發，或由於身體羸弱多病，遂發奮攻讀醫學。此外醫學的發展迫切需要有知識的文人對其理論進行整理總結提高，這也是促成文士通醫的重要因素。
宋代文士群體通醫現象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編撰方書或修訂醫學典籍。宋代文人士大夫習醫風氣蔚然盛行，儒而知醫成為一種時尚，“以至於無儒不通醫”（張其成.天人相參儒醫相通——讀《性理與岐黃》.荊門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蘇軾、沈括、陸遊、朱熹、歐陽修、王安石、範仲淹、辛棄疾、司馬光、黃庭堅、範成大、蘇頌、洪邁、程頤、程顥、鄭樵、蔡襄、文天祥、郭思、張載、文彥博等文人士大夫，在從文從政的同時，廣泛涉獵醫學領域，積極編撰方書，或者參與政府組織的修訂醫學典籍工作，甚至還能為別人治玻如沈括撰《良方》、《靈苑方》，蘇軾著《蘇學士方》，後人將其二人所著方書合刊，稱作《蘇沈良方》，流傳至今；洪遵《洪氏集驗方》，陸遊《陸氏續集驗方》，司馬光《醫問》，文彥博《節要本草圖》，鄭樵《本草成書》等方集，精巧而得體，簡明而實用，影響至今不衰。
第二，具有深厚的醫學理論素養。文學藝術方麵的全才蘇軾具有深厚的醫學理論素養，寫有《問養生》、《養生訣》、《記三養》、《書四戒》、《續養生論》、《養生偈》、《藥誦》、《苦樂》、《動靜》、《去欲》、《人參》、《地黃》、《蒼術》、《采日月精華讚》等理論性文章；科學技術方麵的通才沈括“學術浩博，文藝深長，經史之外，天文方誌、律曆音樂、醫卜諸家，無不通練，皆有論述。”研究領域十分廣泛，無所不涉；研究內容種類繁多，包羅萬象。他對於醫藥學有著濃厚的興趣，晚年更是致力於醫藥學研究，《夢溪筆談》中的《藥議》、《采草藥》等文，對藥學方麵的論述十分精辟，尤其是他以科學家的態度對中藥本草學的研究，是普通醫家難以比擬的。愛國詩人陸遊終身喜好醫學，自幼飽讀儒家經典，又精心研讀《周易》、《本草》、《黃帝內經》等，晚年蟄居山陰，一邊讀書耕作，一邊行醫鄉裏；一朝名相王安石推崇醫道，愛讀醫書，“諸子百家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他對傳統文化中的陰陽五行學說，對哲學中的氣一元論以及儒、道、佛三家思想都深有研究，在中醫理論方麵有很高的造詣；程顥、程頤二兄弟對醫理造詣之深，超過其他宋儒，關於切脈，二程居然能像醫家一樣根據“三部九候”的全身遍診法，分辨出複雜的脈象，判斷出人有無壽考。等不一一列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