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簡稱“青年黨”）於1923年的12月2日成立於巴黎玫瑰村共和街，發起人包括曾琦、李璜、何魯之、李不韙、張子柱等12人。成立會議確定了該黨的宗旨——“本國家主義之精神，采全民革命的手段，以外抗強權，力爭中華民國之獨立與自由，內除****，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此後數十年，“外抗強權，內除****”的宗旨一直被青年黨堅持了下來。
在政治理念上與**分庭抗禮
追溯**的成立，在某種程度上，它的出現，有跟新成立的中國**分庭抗禮的意思。創始人之一的陳啟天，晚年在台灣如此回憶：
“自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有誌青年雖熱心愛國運動，但並不熱心政治活動。至民國十年七月，**依照蘇俄及第三國際的指示，秘密成立，並多方展開****的政治活動。**始而在‘少中’會內進行****，繼而決定加入國民黨，掛羊頭賣狗肉。國民黨也開始聯俄容共，使**得一發展的機會，於是從前熱心愛國運動而不熱心政治運動的有誌青年，……不得不起而設法抵製****的政治運動。”
青年黨與**之間的這種對立，最早可以追溯到“少年中國學會的內部分裂。青年黨領袖、創始人曾琦、李璜、陳啟天、左舜生等人，早期都曾是“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者與骨幹分子。學會的宗旨，本來是倡導從事社會改造、遠離現實政治的，但到了1921年前後，會員內部對是否參與現實政治，已出現了嚴重分歧；對如何參與現實政治的分歧則更大。青年黨創始人李璜，日後如此回憶這一分歧：
“早在‘少中’成立未久，因受世界思潮的影響，除少數會員仍抱不問政治，專攻學術的態度，如王光祈、周無等人外，大多數的會員均因對改造中國觀點的不同，而有了分歧，這種分歧，最早見於李大釗與曾琦的通信討論，李主張，中國問題為一世界問題，欲救中國，須先參加世界革命；曾主張，世界革命以現刻國際形勢而言絕不可能，中國須求自強自救，國際主義隻是理想，絕不可靠。”
李璜所描述的這種分歧，後來被簡化為“共產主義”與“國家主義”之爭。當日，以李大釗、鄧中夏、惲代英為代表的一批“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深受蘇俄影響，認為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時代已經到來，中國要想擺脫外遭強國壓迫、內有軍閥為禍的命運，必須鏟除國內一切的剝削階級，參與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中去，用李大釗的說法，是必須依靠俄國的力量，因為蘇維埃俄國“是全世界勞農群眾的祖國、先驅、大本營”。
但在以曾琦、李璜、左舜生為代表的另一批“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們看來，將中國革命的命運寄希望在蘇俄身上，是靠不住的，因為任何國家參與國際事務，都必然以本國利益為出發點，所謂真正的國際主義，並不存在。曾琦在其1918年出版的《國體與青年》一書中，非常明確地反對“階級本位”，而呼籲青年們“以國家和民族為本位”去思考中國的前途和命運。
很顯然，曾琦、李璜們的“國家主義”，與李大釗、鄧中夏們的“共產主義”，很難有相容的餘地——前者強調“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後者推崇“工人無祖國”；前者主張全民的民主政治，後者信奉世界革命和階級****。這種分歧最終演變成激烈的爭論——1924年的某一天，曾琦、李璜、陳啟天等人，與惲代英、張聞天、沈****等人，在左舜生的寓所，就彼此的政治主張進行討論，據學會成員方東美回憶，“當時如有手槍，恐已血流成河矣。”
建黨宗旨：“外抗強權，內除****”
無論是在法國，還是在國內，**的核心人物“曾（琦）、左（舜生）、李（璜）”，與中國**的早期核心人物如******、李大釗、惲代英等人，從未停止過政見的論戰。在法國，******等人有《赤光》半月刊為陣地；曾琦等人則創辦了《先聲》周報；雙方大致同時間回國後，曾琦等人又創辦了《醒獅》周報，以抗衡**的機關刊物《中國青年》。
這種長期的理念對抗，在某種程度上，掩蓋掉了**真正的政治訴求。其建黨宗旨“外抗強權，內除****”，一度被扭曲解讀成“對外反對蘇聯，對內反對**”。這種理解，完全背離了曾琦在1925年12月的公開表述。曾琦作為青年黨黨魁，如此解釋“外抗強權，內除****”：
“(甲)****之定義：****者何？即其行為有背於國民之公意、有害於國家之生存者是也。依此定義，以求實例，則吾人可發現若幹之****，為國民之公敵，其在歐美日本有絕對不能生存者，在我國乃如蔓草之滋長焉，此吾人所為腐心切齒，而誌在必除者也。
“(乙)****之種類：****之種類本難悉數，估依上述定義，舉其最顯著如下：1，盜賣國權，摧殘民命之軍閥；2.營私舞弊，禍國殃民之官僚；3.假借外力，爭奪政權之政黨；4，朝蘭暮四，寡廉鮮恥之政客；5，把持地方，魚肉鄉民之濫紳；6，勾結外人，掠奪國富之財閥；7，破壞公益，專謀私利之奸商；8，欺世盜名，不負責任之鄉願；9，倚仗外人，壓製同胞之教徒；10，擾亂社會，妨害國家之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