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每一個思考過這一問題的人都會理解Ｍ.丹尼斯?德?魯日蒙的意思。每一種人類之愛達到極致時，都會有一種傾向：聲稱其具有神聖的權威。那聲音聽起來似乎就是上帝的意願。它告訴我們不要計較代價，要全身心地投入。它試圖推翻其他一切主張，並暗示任何“為了愛”的虔誠之舉都因此是合法的，甚至是值得稱頌褒獎的。人們清楚地認識到：情愛以及對國家的愛會因此試圖“神化”。
不過，親人之愛也許也會神化，朋友之愛也許也會如此，隻不過方式不同罷了。在此，姑且不去贅述，因為在後麵的章節中，我們還會多次提及。
現在我們必須注意的是：自然之愛提出這種褻瀆神明的主張，並不是在他們最糟糕的時候，而是在他們最佳、最自然的時候，是在我們的祖先所稱謂的“純潔的”或者“高貴的”情形之下。這一點在情愛方麵尤為明顯。真誠而真正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激情，會以一種似乎是上帝的聲音向我們講述；而純粹的獸欲或者是輕佻之性欲卻不會如此。它會以百般花樣去腐化那些執迷不悟的人，不過不會借用上帝的名義。對這些情感，人們會做出反應，但卻不會比一個撓癢的人敬重癢一樣更敬重他們。一個愚蠢的女人對嬌生慣養的孩子的一時放縱，其實是一種真正的自我放縱——當這種驕縱持續下去，孩子就成了她活生生的玩偶——這種放縱與那種（確實真正地）“為子而活”的女人的那種深沉狹隘的奉獻精神相比，更不可能成為“上帝的化身”。我一直認為，那種由啤酒和軍樂隊所激發出來的愛國之情，是不會對國家有很大的益處的（或者很大的危害的）。再狂飲一杯或者與樂隊同和一曲，愛國之情恐怕就徹底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當然，這應該是我們預料之中的事情。我們所有的愛不會聲稱其是神聖的，除非這一聲稱貌似合理。而在這些愛自身與上帝，與上帝之愛具有一種真正的相似性之前，這一聲稱不會是貌似合理的。
這裏，大家不要搞錯了。我們的贈予之愛，的確是與上帝相似的；而且在我們的贈予之愛中，那些最無邊無際、最孜孜不倦的贈予是與上帝最相似的。詩人關於贈予之愛的一切吟詠都是真實可信的。詩中所描繪的歡樂、活力、忍耐、樂於寬恕、為其心中所愛謀求利益的渴望——所有這一切，都是一個真實的並且幾乎就是值得崇敬的上帝生命的形象。在這一形象麵前，我們理應感謝上帝，是上帝“賜予了人類如此的力量”。說實在的或說得通俗易懂些，我們可以說那些愛得偉大之人是“接近”上帝的，當然，這是“相似之接近”。它自身不會產生“趨向之接近”。相似早已賦予了我們，它與那種緩慢而痛苦的趨向沒有什麼必然的聯係，而且這種趨向是需要我們自己（盡管我們絕不是孤立無援的）去完成的任務。然而，同時，相似性如此光輝燦爛，因此我們可能錯把相似當成相同。我們可能會把隻應奉獻給上帝的無條件的忠誠給予人類之愛。於是，他們變成了神，淪為魔鬼，摧毀了我們，也毀滅了自己。對於那些神化的自然之愛來說，愛已不複存在了。它們仍然被稱之為愛，但實際上卻成了恨的各種複雜形式。
我們所說的需求之愛也許是貪婪而苛刻的，但它們並不以神明自居。它們（隻憑相似性）與上帝不夠接近，也就無此企圖。
根據以上所述，對於人類之愛，我們切記既不要盲目崇拜，也不要肆意“批判”。對情欲之愛和“夫妻之愛”的盲目推崇是19世紀文學的一個通病。羅伯特?勃朗寧、查爾斯?金斯萊以及考文垂?帕特莫爾，在其作品中有時將墜入愛河和神聖化相提並論；小說家們習慣上以家庭而非天國作為反抗“塵世”的武器。我們天生就是反對這種觀點的。那些批判者，把其父輩曾經對愛的盛讚之詞指責為俗不可耐和多愁善感。他們總是將自然之愛沾滿泥土的根莖連根拔起並將其暴露於外。但是，我認為，我們既不必聽信“聰明絕頂之人”，也不必聽信“愚不可及之人”。所謂“沒有最低者，最高者也無立足之地”。植物既需要上麵的陽光，也需要下麵的根莖，而伸入地下的根莖必然是沾滿泥土的。這些泥土大多數是幹淨的，隻要你將它們留在園中，而不是撒在書桌上。人類之愛可以成為上帝之愛的光輝形象。不會不及於此，但也不會超出。相似之接近，有時可能促進趨向之接近，有時可能阻礙趨向之接近。有時不論結果如何，可能都與此毫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