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一生是在文化衝突的旋渦中度過的一生。他感受到了外來文化的最大衝擊，也體驗到了傳統文化衰落的最大悲哀。長期的軍人生涯和曾國藩的影響，造就了他道學家冷峻的麵孔、不羈的個性與對陸王心學的喜好，釀成了他自負的狂人氣質。傳統文化賦予他最多的是儒學氣味，最少的是老莊風骨。在他身上，自大與自卑，崇實與尚虛，理想主義和現實功利主義，兩兩對立而又和諧共存。曆史輪到他發言的時候，傳統文化已經折騰了幾個正反題的輪回：否定、肯定、再否定，民族文化的反思也在幾十年的蹣跚之中深化到了一個相當的層次：思想意識。
然而，當曆史的反思進入到這一層次時候，原來的思考卻又會重新困擾著人們：振興實業與改良精神的因果之爭，先後之爭，變成了那個古老的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哲理難題。正如有的論者指出的那樣，唯智論的幽靈一直遊蕩在近代中國的思想界，許多人對思想意識決定的預設深感興趣，相信人的精神可以化為最終趕上，超過西方列強的物質力量，把民族複興的希望寄托在國民精神的改造上，或寄情古代道德的複歸，或著眼於西方精神的引入，在雞先蛋先的爭論中，不明而然地作出了習慣中性的結論。
蔣介石也是一個執拗的唯智論者，他堅信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越，依戀於傳統道德的魅力，自負於民族的悠久曆史。雖然，他清醒地感覺到東西方民族物質文明的優劣，國民素質的高下，但卻牽強地把造成這種差距的原因歸咎於文化上無自信和道德的敗壞，習俗的不良，他的文化觀基本格調是複古和向後的，基本情感是自負與自卑的混雜，其內在動機則是為他架構集團道德提供一種文化上的自信，因此，從更深更廣的視野來看，這樣一種文化觀決定了他整個維係意識的大體走向。
1、本體論
多少年來，中國人，尤其是漢族士大夫們，固執著天圓地方的宇宙圖式，一直堅信中國是世界中心，中國文化是世界文明之源泉，為人類文化之正宗，這種自我本位意識經過多少代的積澱，已經成為民族集體無意識的一種，形成固結不解的文化情結。
近代，這種文化上的自尊遭到了有力的挑戰和嘲弄，悠久的文化傳統既擋不住接二連三的精神屈辱，更挽不回源源被掠走的財富，甚至眼睜睜地看著國土的割裂與淪亡。五千年根基的中國文化，無論物化形態還是精神內核都在新一代的“外夷”麵前顯得那麼乏力和萎靡。
然而，這樣一種尷尬而又嚴酷的現實，並沒能衝融某些中國人文化心理中的自我本體情結，他們找出了種種托詞和各式各樣的解釋，以消除這種尷尬所造成的心理失衡。最令人不解的是，他們有時竟會被自己的臆造所感動，似乎真誠地相信了自己編出的“精神勝利式”的借口。在這些人中，最為突出的是那些看起來文化水準並不很高，文化素養並不甚深的軍閥，他們無一不是傳統文化纏綿的戀人。當然，無可否認，在近代場景反複出現的複古和文化自負現象，不免糾葛著濃重的民族主義情緒，這種出於文化本位的衝動的愛國熱忱，在思想上雖然落伍，但在民族情感上卻無可厚非。事實上。近代中國的政治家，即便是某些軍閥也會麵臨貫穿於近代始終的一大難題：在“學習西方”和“民族主義”的兩難之境把握平衡。
蔣介石是一個比較典型的文化自我中心主義者、也是一個不那麼太好的道學型的民族主義者，關鍵是：他是一個封建軍閥，一個力圖結束軍閥曆史的最後的軍閥，一個相當長一段時間的中國政府的代表。角色的規定，決定他有恢複民族自信義務的壓力，蔣介石對付這種壓力的措施主要是某種精神上的自我解脫，即為傳統文化的難堪尋找開脫的托詞。同時，為了他的統治需要，也是為了使他的集團道德有所附麗。他需要祭起傳統的旗幟。這種托詞和旗幟無疑適合相當一部分中國人文化中心主義的心態，反映了某種普遍的文化意向。
托詞之一：文化中衰說。
蔣介石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世界上最優秀，最有價值也是資格最老的文化，可以作為今後世界大同的文化基礎。然而，這樣一種優秀的文化卻在秦漢以後逐漸衰落了。因為作為中國文化精華和靈魂的“孔子之道，至漢儒而支離，至宋儒而空虛”，既支離又空虛，結果便名存實亡，“中絕”了。到了明代王陽明那裏雖然小小的複興了一下子，卻又為中國人自己所忽視和歪曲，反而讓日本人偷了去。文化的精華既然中絕了，別的自然也就跟著完蛋，所以“中國固有文化的力量漸漸喪失，漸漸消滅”，以至於象戴季陶說的那樣，國家和民族“亂於群胡，亡於蒙古，再亡於滿清，在滿清統治下二百多年，更一轉而受近代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①（戴季陶《孫文主義哲學基礎》，此話為蔣介石多次引證。）所以，中國文化近代的尷尬，並非是傳統文化的無能和乏力，而是因為祖傳的寶貝失傳的緣故，而三民主義恰是繼承了已經“中絕”了的道統，也就是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所以今後隻要信仰“三民主義”，中國固有文化力量自然又會恢複起來。
托詞之二：文化精華他適說。
激於中日甲午戰爭中，敗給蕞爾島夷的奇恥大辱，一大批中國人紛紛東渡日本去探究日本強盛的奧秘。對於其中一部分人來說，探究得出的結論是出人意料的。他們認為，日本的強盛並不在於對西方近代文明的學習和效法，也不在於自身的近代化變革，而是得力於王陽明的哲學，由於這種學說的風靡。蔣介石也是持這種觀點的人，他認為：“日本所以致強的原因，不是得力於歐美的科學，而是得力於中國的哲學。他們日本自立國以來，舉國上下，普遍學我們中國的是什麼？就是中國的儒道，而儒道中得力的就是中國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他們竊取‘致良知’哲學的唾餘，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統一了支離破碎的封建國家。竟成功了一個今日稱霸的民族。我們中國人自己忘了自己立國的精神，拋棄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反給日本人竊去，拿來壓迫中國，還要來滅亡中國，這是多麼可恥可痛的事情！”傳統文化之所以在近代顯得那麼不中用，中國文化之所以會那麼遜色，隻是因為中國人對自己的家傳寶貝不重視，使這種文化的精華，儒道中的心學讓別人偷了人，結果別人發達起來，而我們反倒一貧如洗。竊賊中贓證俱全的是日本，因為他們提倡武士道，喊忠君愛國，書店裏擺著《傳習錄》，學界大談陽明學。明明白白地可以定案，因為連一些日本人自己也“供認不諱”。至於歐美各國，雖然一時拿不出什麼它們偷了我們祖傳家寶的確證，但是，從他們國人的行為看，也象是得力於我們的儒道，因為“外國人無論吃飯、穿衣，住房子、走路、和一切的行動”，都跟我們的古人一般“統統合乎禮、義、廉、恥，不合廉恥的飯他們小吃，不合廉恥的衣他們不穿，不合禮義的事情他們不做”。①（在蔣的習慣用語中“外國人”一般指歐美人。）由蔣介石這兩項奇妙的托詞，可以得出兩點結論，其一，中國文化之所以最優秀，最有價值，就是因為中國有所謂固有的倫理道德，也就是由孔孟體現的儒家道統。其二，中國古代文化的發達是由於這個道統的作用。而今天的衰落恰是由於這個道統的失傳。西方（至少日本）的發達是將這個道統偷去了的緣故。所以說，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神秘的文化本體，這可以從古代中國的昌盛和近代日本的暴發上得到中外兩方麵的例證。傳統儒家經典，《禮記》，不僅是我們古代的精神指南，而且“亦就是現在各國國民生活教育的最新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