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軍閥首先遇到的問題是：軍閥是什麼？如果按字麵釋義，軍閥的“閥”有點近乎於日常我們所用的“霸”字，因為無論是什麼角色的人，隻要後綴以這個倒晦的“閥”字，就會變得霸氣衝天。軍閥可以理解為依仗武力無法無天的人。如果我們還想深究一下“軍閥”一詞的政治內涵，那麼不用花多少氣力就會發現兩個為眾多有關軍閥偽定義所公認的要素，一是專恃武力，二是割據地方，英語“軍閥”一詞WARLORD恰到好處地顯示了這兩個要素（WAR，指軍事、戰爭，LORD意為土地），無論是西方學者“凡是依軍事實力主宰一個地區的人”（謝裏登）的定義，還是國內的權威性概括“擁兵自重，割據一方，自成派係的軍人集團”（辭海），概莫能外。
然而，通行的說法往往未見得合理，因為這種定義排除袁世凱和蔣介石，就是對據無定所的馮玉祥也不盡適合，而這三位都是響當當的軍閥。
所以無論是我們慣常認定關於軍閥的字麵含義還是更深一層的政治內涵，事實上都是我們對軍閥的某種直觀把握和理解，要想科學和正確地認識軍閥，必須有一種文化的觀照，軍閥不盡是蠻不講理，動輒殺人的軍漢，至少也不全是賣國媚外的奴犬，軍閥是一種已有之的政治文化現象，它隨著中國傳統政治格局的跌蕩，周期性地在政治舞台上閃滅。中國以家庭為中心的小農社會結構，蘊含了政治上的一統和經濟生活上的分散這樣兩種對立的需要，結果導致了傳統政治文化意識“大一統”和“大離散”兩極對立的格局，演成中國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高度整恰又高度離散交替出現的政治情境。如果把大一統的社會曆史時期視為傳統社會的常態（有序），而將大離散的時期視為非常態（無序）的話，那麼也可以說，軍閥是無序的社會係統中政治子係統的不穩態。
如果還嫌上述兩定義不夠具體-的話，那麼我至少還可以列出所謂軍閥的幾種必具的條件和特征加以補充。
一、動亂的前提。中國的傳統政治格局是武力背景和文治精神的合一，文治精神體現為文官網絡和教化網絡的疊加，一旦網絡的中樞失靈，離心傾向擴大，文治背後的武力就會顯露出來，形成赤裸裸的軍事紛爭。原有的統治形式無法繼續了，但又沒有新的形式來取代，作為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軍閥一方麵是殺戳和破壞的工具，一方麵是向常態秩序過渡的橋梁。
二、時間階段性。曆史上從不存在孤立單個的軍閥，作為政治動亂時期的特有現象。軍閥總是在特定時期成批湧現，又隨著動亂的消失而匿跡。多數軍閥是短命的，從生到死不過幾十年。社會上普遍也認為它們是短暫的過渡性事物，甚至軍閥自身也有暫時性的感覺：無論是統治手段上的近期功利主義還是對空頭中央政府認可的斤斤計較，都映射出他們某種惴惴不安的非法感。
三、
統治形式上的武化色彩。傳統社會常態的統治方式，盡管骨子裏是武力的內核，但卻有一種文治精神的表象，社會流行風尚是偃武修文、重文輕武，而軍閥統治恰恰相反，表現為赤裸裸的軍事化統治，軍人專製，武化階層擁有最大的發言權。
四、政治形態上的不穩定性。這種不穩定性在空間上體現為軍閥間的相互吞並、分化與重組，在時間上表現為區域性軍閥向全國性軍閥的演化，每個時代全國性軍閥的出現，既標誌著軍閥時代的極盛，同時也是軍閥時代結束的征兆。三國的曹魏、五代、梁、唐、晉、漢、周的統治者，以及近代的蔣介石，在某種意義上都可以說是傳統文治的最後的墊鋪。袁世凱作為清末半獨立的督撫們的一個總結，本來具有過渡到傳統文治、結束動亂的意向，然而由於時代、環境及他自身的種種因素，卻使這一意向滯後到了蔣介石那裏，而其時中國社會係統已經有了質的變化，傳統政治的周期律不再起作用了。
所以，照我看來，春秋戰國時期相互攻殺的諸侯不能算是軍閥，因為那時中國政治亂治交替的格局尚未確立，而且它們獨立半獨立的狀態，多少是為當時社會製度所允許的，西漢初年異姓王和同姓王的獨立傾向也不能算是軍閥現象，因其時不僅不具備社會大動亂的前提，而且作為舊製度的餘緒，擁有相當的合法理由。除此而外，中國曆史上，幾乎所有封建王朝末世的動亂年代，都有軍閥現象的出現。
作為一種社會政治現象，軍閥也有自己生長發育消亡的過程，但由於各個曆史時期的各種社會政治經濟因素的差異，這種過程也有相當的不同，有的由於異族的入侵而中斷，象明末；有的由於異族的介入而融彙於民族主義，象南北宋之交；有的則是以上兩種情形的疊加，象東晉及南北朝；還有的由於割據勢力的一方力量膨脹得過於迅速，從而使軍閥僅在初生態就中止了發育，如秦末、西漢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