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張壽卿在《散文百家·雜文》第8期上發表了《曆史題該怎樣考》。其大意說，美國世界史有一道題目：成吉思汗的繼承人窩闊台，當初如果沒有死，歐洲會發生什麼變化？試從經濟、政治、社會三方麵分析。有個學生回答道，窩闊台如果沒死，可怕的黑死病就不會被帶到歐洲去；神父跟修女就不會死亡；就不會懷疑上帝的存在；就不會有意大利佛羅倫薩的文藝複興；西班牙、南歐就不會強大，西班牙無敵艦隊就不可能建立；意大利不夠強大，翁哥龍沙克斯，會提早200年強大，日耳曼會控製中歐，日耳曼跟奧匈帝國就不可能存在。教師一看，說：棒，分析得好。其實這種題目老師是沒有標準答案的。在文章中，作者感慨地說：相形之下，我們的曆史教育就很有問題。翻開我們的教科書，題目是這樣出的：甲午戰爭是公元哪一年爆發？簽訂的叫什麼條約？割讓多少土地？賠償多少銀兩？每個學生都努力作答案。人家培養的是能力，而我們灌輸的是知識。
乍看來文章說得很有道理，但筆者對此不敢苟同。什麼叫曆史？廣義地說，凡是世界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包括自然史和社會史，都稱為曆史。狹義地說，曆史是指關於過去的人和事的記述和闡釋。但無論怎樣說，在“曆史”裏麵都沒有“如果”一說存在，蓋其隻是一個“假設”，並非真實發生的事實。如果硬要在“曆史”裏麵塞進“如果”，那就變“曆史”為“曆史小說”了。曆史小說是以某一重大曆史事件、著名曆史人物為題材，或反映某一曆史時期、某一地區的社會風貌和形形色色人物、事件的文學作品。它是曆史範疇內的小說，但歸根結蒂是小說，不是曆史。曆史是科學，必須忠實於曆史原貌，不允許杜撰；小說是文學，不但允許虛構，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虛構”這個法寶來提高其藝術性、來增強其生命力的。在曆史教育中，如果注重培養“能力”，那麼就是在培養“曆史小說家”，如果注重培養“知識”，那麼就是在培養“曆史學家”。
但是在《曆史題該怎樣考》中，作者使用了“培養”和“灌輸”來形容不同的曆史教育方法。當然，對於當前教育中一般情況下的“灌輸”，我們大可憤而討伐之。不過，具體到曆史教育而言，在中學階段，可能灌輸的成分確實要多於培養。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適當的灌輸是為了讓學者在以後的培養能力打基礎。以史明鑒的能力，畢竟要等到大學以後才能逐漸培養起來。所以我對一些地方在小學生裏搞什麼“學習鄧小平理論積極分子”等等頗為不以為然。這樣的教育才是有問題。
其實曆史從來就是讓人研究的。李敖批政壇人物批政黨，無論對於他們的曆史還是現實作為，主要是通過重新查證核實還真麵目的方式。那大量被他應用的資料，不知他是怎樣能夠從浩瀚的大洋中撈針般一點一點查到的，他神奇的查證能力和掌握運用這些資料的超常智力，讓我驚奇不已，佩服之至。有名人回憶1957年毛澤東在上海的一次座談會上，說“假如魯迅活著，要麼是進了班房，要麼顧全大局不說話。”這篇回憶掀起軒然大波，甚至有人以此為由頭編了幾本書大量發行。而事實上，這句話的具體語境至今都沒有搞清，兩位當事人的回憶文字也互有出入。那麼，我們對此能夠作出什麼樣的判斷？究竟什麼才是真正的曆史記錄？而李敖的曆史研究，則從未這樣“假設”、“如果”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