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官（寧夏大學“兩課”教研部教授）：我覺得特困戶的出現有三個方麵原因：第一，是家庭突然出現勞動力喪失的情況，這是因為車禍或其他因素或自然災害造成家庭收入突然減少。第二，是因為家裏有人生病，患重病，家裏要花費幾千或幾萬元治病，由此造成家庭困難。第三是社會因素，市場經濟競爭的結果，必然造成收入的兩極分化，這個道理和工業城市的發展一樣，農民決定種什麼糧食，如果決定錯了，賣不掉最後連成本都拿不回來。
困難群體的現實生活處在一種很不利的狀況之中，甚至直接影響到他們每天的吃飯問題。有些人常年生病，看病沒有錢，住院更不可能，於是小病成惡疾，逐漸喪失了勞動力，而這些家庭的孩子接受教育更是突出問題，無力供孩子讀書幾乎存在於每一個特困戶的家中。
田家官（寧夏大學“兩課”教研部教授）：要說從根本上改變這種情況還是靠扶貧，使特困戶的生產條件有所改變，他有生產能力了，收入就有來源，有了保障，這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
目前，我國城市居民社會保障體係正在建立。據了解，今年中央財政已下撥低保補助金46億元，用於幫助各級政府在今年進一步完善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網，這項政策無疑給城鎮貧困戶晦暗的心情帶來了一束陽光。
然而，在廣袤的農村，在占著中國人口三分之二的農民當中，還有著苦苦掙紮於溫飽線上的一群人，他們又該怎麼辦呢？
銀川郊區在全麵發展經濟、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的同時，努力構建著城鄉一體化最低生活保障機製。從1997年至今，郊區和各鄉、村及區、市有關部門累計投入2600萬資金，對生活困難的群眾進行補助。去年，郊區又把農村人均年收入不足835元和喪失勞動能力的貧困大戶列入救濟救助對象，給1222人發放救助金48萬元。
於曉兵（銀川郊區區長）：郊區黨委從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從講政治這個角度，從講穩定這個高度，對郊區目前生活困難群眾要多給幫助，多給他們一些溫暖。就是說今年在全郊區範圍內，逐步建立起農村最低生活救濟和保障製度。我們堅信，通過建立這麼一個低保體係，必將在解決郊區農村貧困、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實際困難的問題上起到積極作用。
八裏橋村的回族老人羅鳳成今年80高齡了，住了50年的老房子已難再承載風雨。然而，全家卻始終湊不到修整房子的錢。這一次，老兩口領到了一季度200元的低保金，這在羅家就是羅大爺半年的藥錢。
羅鳳成（滿春鄉八裏橋村）：我感謝政府對我這麼好。如果不是政府，我們是拄著拐杖到外麵要的吃。
滿春鄉新水橋村48歲的保金福是位肢殘人，采訪的當天他不在家，75歲的老母親告訴我們，雖然兒子一家吃飯不成問題，但孫子在上學，兒子又做不了農活，生活也好不到哪兒去。這一次，郊區給他家發了“綠皮本”，這是災民最低生活保障，每季度300元錢。
保金福的母親：感謝政府對我兒子的關心，總是在掛念著我們，沒有放空，還鼓勵我兩個孫子上學。這次是書記領頭做這件事，還是黨的政策好。這對我殘廢兒子的鼓勵大啊！現在哪一方麵困難都解決了，兒子的腿那麼疼，還堅持在市場上跑個三輪，掙點錢。我放心了，我的娃娃有人幫助了。
從社會公平和社會權利平等的角度說，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的開展是一個必然也必要的工作。過去我國對貧苦農民采取的是一種臨時救助政策，通過鄉村提留來臨時幫困，而農村低保的開展，將從根本上解決農村最貧困人口無饑寒的問題。
李世躍（寧夏民政廳救災救濟處處長）：這項工作基本上實現了兩個目標：一是建立以農村村民最低保障製度與特困戶、災民最低生活救助製度為主體，以村民臨時性生活救濟和災民臨時性生活補助為補充的基本生活保障製度；二是建立以專戶管理為基礎，規範救濟款物發放程序，強化民主監督機製的救災救濟款物管理製度。
三年來，銀川郊區還對原9個鄉的貧困戶進行住房救助，郊區出資2000元，鄉鎮拿出500元，村上再拿300元，隊裏出工出力。這樣，一個貧困戶可直接拿到2800元現金，還可得到大夥的幫工。對於那些特別困難的農戶，最多的甚至能接受支持6000元。
王洪俊（銀川郊區民政局局長）：住房條件一直是這幾年我們比較關注的救助內容。我們知道，有一部分特殊群體、特別困難的群體，他們的房子條件很差很差，每當下雨時，我們就想到這部分人的房子屬於危房，他們的生命有著危險。舉個例子，我們到通貴鄉就發現，每當下雨時，老太太老爺爺都要出去躲一躲，害怕房子倒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