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研究，莫利發現具有相似社會背景的受眾有時會做出不同的解讀，而社會背景差異較大的受眾也會做出相似的解讀。例如，學徒工、銀行經理和接受培訓的印刷部門經理在主控符碼的範圍內進行解碼；工會官員、大學文科學生和師範院校學生進行的是協商式解碼；店員和繼續教育學院黑人學生進行的是抵抗式解碼。事實上，黑人學生完全拒絕對文本做出反應，他們認為沒有什麼值得探討的。
對於這種反映，莫利認為沒有哪一種解碼立場可以對其進行解釋。
因此，電視文本中的意義並沒有事先存在於文本當中，“隻有嵌入文本中的符碼與不同受眾群體所具有的符碼發生互動時，‘意義’才能夠產生”；研究受眾的符碼要從受眾的社會語境入手，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受眾的社會語境可以決定受眾的解碼，也就是說，階級和解碼之間沒有直接的關聯；但是由“社會位置”所決定的“話語位置”的確可以影響解碼過程。研究還發現，相同社會地位的受眾的解碼策略也不盡相同。因此，莫利認為霍爾的解碼模式不能涵蓋具體的解讀行為，還需要對其進行細化。
莫利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國外學者的關注。菲斯克稱讚《掖全國新聞業的受眾》將民族誌確立為研究電視和受眾的有效方法：人種學研究的是人們如何對待自己的文化。對我們來說，其價值在於：它的研究重點從文本和意識形態結構的主體轉向了社會和曆史環境中的人。這一研究為菲斯克提出的強調受眾具有創造意義的“生產者式文本”做了有利的注腳。英國傳播學者利薩·泰勒和安德魯·威利斯這樣評價莫利受眾研究的前瞻性：
莫利的作品開創了對文本和受眾之間動態話語關係的經驗研究，而這個時期其他的學派仍舊相信文本形式上的特點替受眾決定了他們能夠解讀出來的意義。他的研究為這個領域中的其他受眾研究奠定了基礎。莫利對《全國新聞》的受眾研究方法也招致不少批評意見。馬丁·阿洛認為這種研究在兩個方麵表現出先天不足：第一，研究關注新聞和公共事件等節目，最明顯地涉及社會秩序表達的符號係統；第二，研究很機械地按照階級和教育/職業等決定因素劃分了亞文化群體。特納也對這一研究提出了質疑。首先，每一小組成員背景的相似性能否影響他們的解讀效果？特納認為，似乎在每一受測小組中已經存在一種解讀模式，測試的目的隻是為了對這一模式進行檢驗而已，或者莫利的安排已經使受測人員預先產生了固定的解讀模式。
造成這一理解的主要原因在於受測人員離開了日常的收視語境——家庭。這一偏離對受眾與電視文本的關係造成了影響。電視文本應該由受眾自己選擇，不應該事先由測試人員安排好。在研究中，莫利精心挑選的受眾也許從來沒有收看這一節目，或對這一節目根本不感興趣。在這種條件下產生的測試結果能否代表受眾的真實感受？
特納對此表示懷疑。然而，無論如何，“《掖全國新聞業的受眾》通過具體實驗為我們提供了證據，證明了電視文本的多義性不僅是理論的假設，而且是有效的、可查證的、確定的特征”。因此，該著作仍然是受眾研究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的確，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媒介研究小組對《全國新聞》的受眾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推動了受眾研究的轉向。然而，不難看出這項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性影響了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和適用性。這種局限性體現在幾個方麵。首先，研究人員隻是對《全國新聞》這一特定節目中的兩個片段進行了調查研究，由於選取的文本極其有限，難免會使結果產生一定的偏差；其次，研究人員組織特定的受眾到特定的場合觀看特定的節目，這一研究方法偏離了受眾日常生活中的收視語境——家庭，因而，其研究結果的代表性未免令人質疑。因此，在隨後的“家庭電視”研究中，為了更好地了解在家庭收視語境中人們是如何收看電視的，莫利以家庭為單位訪問家庭成員對電視節目的解讀。同時，這項調查的方式決定了調查節目種類和節目素材的多樣性和家庭成員對節目在日常生活語境進行解讀的客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