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甚至在安妮離開我以後很久——我曾經代替安妮思想。現在我再也不代替任何人思想了；我甚至不肯費心去搜尋字句。思想或快或慢地在我身內流過，我一點兒也不使它停留下來，我任其自然逝去。大多數時候，由於缺少字句可以依附，我的思想始終模模糊糊，它們形成一些不明確的、有趣的形體，互相吞噬消失，我馬上就把它們遺忘了。
這班小夥子使我感到驚異：他們一邊喝咖啡，一邊講一些清楚明白的、可能是真實的故事。如果問一問他們昨天遇過些什麼，他們不會感到困惑，他們會用三言兩語把情況告訴你。如果我是他們，我就會把話說不清楚了。的確，好久以來，再也沒有人關心我怎樣度過日子。一個人孤零零地生活的時候，就會連什麼叫作“告訴別人”也不懂了；所謂可能是真實的事情會同朋友們一起消失。對事件也一樣，我們讓事件消逝；你看見一些人突然出現，他們說了話又走開了；你投身到一些沒頭沒尾的故事裏麵：你在這一切當中可能當上一個可憎的見證人。可是，作為補償的是：一切可能不真實的事，一切在咖啡館裏不能使人相信的事，我們卻都注意到。舉個例子來說，星期六下午四時左右，車站建築工地由木板鋪成的人行道的末端，一個矮小的穿著天藍色大衣的女人跑著向後退，一邊笑一邊揮著手帕。與這同時，一個穿著奶油色雨衣、黃皮鞋，戴著一頂綠色帽子的黑人，吹著口哨正好從街角上轉過來。那個女人馬上就要撞到他的身上，女人始終倒退著走，她的上頭有一盞懸掛在柵欄上要到晚上才點著的路燈。因此，在同一時間，這裏有發散著強烈的潮濕木材氣味的柵欄，有這盞路燈，有這個倒在黑人的懷抱裏的矮小的金發女人，上麵是火紅的天空。我猜想如果我和四五個人在一起，我們就可能看見這場相撞，看見所有這些柔和的顏色，那件像鴨絨被似的漂亮的藍色鬥篷，淺色的雨衣，路燈的紅色玻璃；我們都會笑這兩個人在孩子似的臉上流露出驚愕的神情。
一個單獨的人很少產生笑的欲望；整個這一切激起我一種十分強烈甚至野蠻的感覺，可是這種感覺是純潔的。然後這一切拆散了，隻剩下那盞路燈，柵欄和天空，這還相當美。再過一小時，路燈點亮了，風刮起來了，天空昏暗了，一切都消失了。
這一切並不是十分新鮮的東西；這些無害的情緒，我從來沒有拒絕過它們，恰恰相反，我歡迎它們。要產生這些情緒，隻要稍為孤獨一點就夠了，孤獨到恰好能夠在適當的時機擺脫可能是真實的事情就夠了。可是我留在人群附近，留在孤寂的表麵，決定在緊急時機，逃到他們當中躲避；歸根結底我到目前為止隻是孤獨這玩意兒的業餘愛好者。
現在，到處都有一些像放在桌子上的那杯啤酒一樣的東西。我看見這杯啤酒，我就想說，等一等我再也不想當孤獨者了。我很明白我做得太過分了。我認為一個人是不能夠為孤寂“留下位子”的。這並不是說我在睡覺以前要張望一下床底下，也不是說我在半夜裏害怕我的房門會突然打開。可是，不管怎樣，我感到不安；半個鍾頭以來我避免望著這杯啤酒。我看上麵，看下麵，看右麵，看左麵，我就是不願意看見它。我也知道得很清楚，所有在我身邊的這些單身漢一點也不能幫助我，因為已經太晚了，我再也不能夠逃到他們當中躲避了。他們會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會對我說：“這杯啤酒怎麼樣？它跟別的沒有什麼不同。它是斜角形的，有一隻把手，杯身上有一個小盾和一把鏟子，在盾上寫著德文‘鏟牌啤酒’字樣。”我知道這一切，可是我還知道有別的東西。差不多看不出的一點東西。不過我再也不能夠把我知道的解釋出來。不能對任何人解釋。我知道的是：我慢慢地滑進水底，向害怕滑去。
我孤零零地在這一片快樂和正常的人聲中。所有這些人把他們的時間花在互相解釋和慶幸他們的意見相同上。我的天，他們多麼看重所有的人意見相同這件事。隻要看看他們的樣子就夠了：有一種人眼睛像魚，神氣仿佛有神經病，這是不可能和別人意見相同的一種人；如果有這樣一個人在他們前麵走過，他們的樣子就十分難看。我八歲的時候在盧森堡公園玩耍，就有這樣的一個人走來坐在一個小亭子裏麵，亭子背靠著沿奧古斯特—公德路的鐵柵。他並不說話，可是不時把一條腿伸出來，用一種可怕的神氣注視著自己的腳。這隻腳穿著一隻半筒靴，另一隻腳穿著一隻拖鞋。園丁告訴我的叔父說這個人原來是一個學監，他被辭退了，因為他穿著院士製服到班級裏宣讀學期考試分數。我們看見他十分害怕，因為我們覺得他是孤獨的。有一天，他向羅伯爾微笑而且遠遠地向羅伯爾伸出臂膀，羅伯爾差點兒昏了過去。我們害怕的不是這個家夥的可憐的神氣，也不是他的脖子上有一塊腫瘤摩擦著他的假領的邊沿，而是我們覺得他的腦子裏有螃蟹或者龍蝦般的思想。一個人居然能夠根據小亭子，根據我們滾動的鐵環，根據矮樹叢等事物形成龍蝦般的思想，這是叫我們害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