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們的教材，鴉片戰爭無疑是中國近代化進程的起點——當然也有懷疑的——比如美國學者孔飛力認為王朝的衰落並不意味著舊秩序的衰落，而中國舊秩序的衰落至少不會早過1864年，即太平天國失敗的那一年，所以他認定中國近代史的開端至少要推到1864年之後。日本學者濱下武誌認為，如果把經濟關係的國際化作為近代曆史開始的標誌的話，那麼中國的近代史發端應回溯到19世紀初；如著眼於中國國內舊製度的解體和新製度的萌生，則中國的近代史似應開端於19世紀後半期。這裏且不論中國的近代化起於何時何事，單論距鴉片戰爭一個半世紀之後，我們的學者還在研究“中國離現代化尚有多遠”、“中國是否已被拉丁化”之類的課題，這種曆史的吊詭對我們不能不構成刺激：我們的現代化何時才能完成？後鴉片戰爭時代何時才是個盡頭？
鴉片戰爭之後，天朝社會似乎並沒有受到什麼觸動，正像電視劇《籬笆、女人和狗》裏唱的那樣，“星星還是那顆星星，月亮也還是那個月亮”，一切還是老樣子。
對政府來講，鴉片戰爭隻是個“地方事件”（濱下武誌語），僅是“剿夷”或者“討逆”而已，根本談不上什麼戰爭。道光甚至認為，英夷已達到了目標，以後再不會騷擾他了，自作多情地把《南京條約》認作了“萬年和約”。鹹豐做了皇上，比他老子還要頑固，禦前集中了一批嗷嗷叫的強硬派。對外強硬不是什麼壞事，一種姿態而已，但是僅以“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敬酒不吃吃罰酒”、“挨整磚不挨半截磚”的二百五、半吊子精神去強硬，最終被打得半死還噘著死鴨子嘴，愣不承認自己比別人落後，就是很大的壞事了。
事件的一些當事人，在條約簽訂後，隨即就把自己參與的這次事件中的對手忘到了後腦勺，被時人稱作“雨過忘雷”，對於對手的素質及來頭，沒有起碼的探究興趣，哪怕僅是戰術上的“知彼”要求，他們也不屑去做，或者，做的時候依舊眯著小眼兒甚至幹脆不睜眼。鴉片戰爭結束後，道光詢問參與《南京條約》談判的耆英：“逆夷接仗之際，所帶夷兵，何以能使有進無退？”位居大清決策層的耆英找到的一個原因竟然是：“英夷武官四十以內不娶妻室，兵丁亦然，是以無所顧瞻，臨敵爭先。”道光批曰：“可惡之至。”真的是很搞笑，君臣兩個探討的結果竟然是英國人都是光棍，沒有老婆，所以打起仗來不怕死！
戰後，也有幾個知識分子，比如魏源、徐繼佘等人把探究的目光轉向了西夷，但這種探究是有限的，影響力更是有限。魏源寫出了《海國圖誌》，對美國的民主製度表示了一絲羨慕，重點提倡“師夷長技以製夷”。這一提倡，理論上雖然是正確的，但是天朝無人接受；二十年後，天朝有識之士接受了他的“師夷”理論，但是在實踐上，又始終不知道所謂的夷人之“長技”到底應該包括哪些東西（其實，此後的國人似乎也一直沒有搞清楚）。徐繼佘寫出《瀛環誌略》，對華盛頓“三尺劍取國而不私有”、“英吉利尤稱其雄富強大”表示了稍微那麼一點羨慕，就壞了菜了，被時人懷疑有漢奸嫌疑。史策說此書“張外夷之氣焰，損中國之威靈”；李茲銘認為徐繼佘作為一個封疆重臣居然敢一意為泰西造聲勢，“輕重失倫，尤傷國體”；稍後的曾國藩也認為此書“頗張大英夷”。這樣的世界地理著作既然是長敵人之威風滅自己之誌氣的，那它在天朝的命運就很不濟了，隨後被天朝封殺，受了二十年的冷落。
於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的十年時間，清政府白白浪費了，並等來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的時間，清政府還想白白浪費，曆史老人可能看不下去了，它讓太平天國玩了大清一把。而幫助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的，乃是外國人組織的洋槍隊。洋槍洋炮的威力，讓天朝的督撫們大開眼界，遂認定了洋槍洋炮就是夷之“長技”，於是，中國的洋務運動終於啟動了，而這時，距離第一次鴉片戰爭，已經二十多年了。可惜的是，洋務運動隻學西方的器物，不學西方的製度，這意味著中國近代化的跛足起行和單翼起飛，更印證了楊小凱先生所謂的“後發劣勢”理論。
羅榮渠在《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延誤——一項比較現代化研究》一文中說，直到19世紀末期，清政府愣是“沒有完成向現代國家轉變所必需的基本認識轉變”。對清政府的這種蒙昧，當時法國駐華公使施阿蘭的描述最為形象：“在1894年4月這一時期，中國確實處於一種酣睡的狀態中。它用實際上並不繼續存在的強大和威力的盛世幻想來欺騙自己，事實上，它剩下的隻是為數眾多的人口，遼闊的疆土，沉重的負擔，以及一個虛無縹緲的假設——假設它仍然是中心帝國，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像個麻風病人一樣，極力避免同外國接觸。當我能夠更仔細地開始觀察中國，並同總理衙門大臣們初次會談，我驚訝地發現這個滿漢帝國竟是如此蒙昧無知、傲慢無禮和與世隔絕，還粗暴地標出‘不要摸我’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