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均瑤成立的天龍公司數年後包下全國４００多個航班，在中國航空史上寫下了特別的一頁。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克利斯朵夫對此評價道：“王均瑤超人的膽識、魄力和中國其他具有開拓和創業精神的企業家，可以引發中國民營經濟的騰飛。”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開始進入偉大的改革開放時期。什麼叫改革？改革就是革去現行生產關係中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東西，當現行法律、政策、法規、製度、條例不符合生產力向前發展要求時，就必須改去不適應的內容。一般說來，隻有當實踐一再證明原來的法律、政策、製度等方麵的內容不符合發展生產力的實際需要時，政府才會想到在這些方麵實行改革。由於這一原因，必然會出現體製改革的滯後性，並導致所有的來自地方的改革行為多以“創造性”地破壞現有體製為特征，這種現象已一再為各地的改革進程所證實。
溫州的改革更是如此，《溫州懸念》據此提出：“中國社會改革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那就是‘改革的非合法性’。在很多領域，經濟或社會體製上的改革方案得不到現行法規的保護和支持，其改革突破的本身便意味著政策的風險性，以至於有‘看到紅燈繞著走，看到黃燈趕快走’的民諺。這無疑增加了改革及其改革者的風險成本。”然而，如果一切依靠本本，照搬現成的經驗，依樣畫葫蘆，又如何邁出改革的第一步呢？
溫州人的可貴之處，就在於是否做某件事情，既不看偉人說過沒有，也不看別人做過沒有，隻看現實需要不需要，能不能做通。如果現實需要而且又能做通，他們就會千方百計地去做。在這方麵，可以說溫州人是敢為天下先的“第一個吃螃蟹者”，又是非常講究實事求是的現實主義者。農民手裏有錢想進城卻又沒有城鎮戶口，他們就集資建一個農民城；國營大商場不賣溫州貨，他們就把國營商店的櫃台租下來自己賣；從外地回溫州沒有航班，他們就包飛機自己開辟航線；國家銀行不給私人貸款，他們就利用農村信用社，集資創辦城市信用社，發展民間金融；要建金溫鐵路，國家沒有錢，就與外資合建。總之，隻要可做，就想盡辦法去做好，不管這種辦法別人做沒做過。
曾有一篇文章，以詼諧而時髦的語言，說改革開放以來，溫州人為了創業致富，不得不在政治和經濟的邊際“玩心跳”。溫州人在不利的環境下發展私營經濟和市場經濟，隻好仔細琢磨理論或政策，從看起來對自己不利的理論或政策中尋找有利於自己的內容。中國第一座農民城龍港鎮的領導，無法回避國有土地不可買賣這一現實，卻從馬列經典中找到級差地租理論，為自己向入城農民征收建房土地有償使用費用找到了根據，這一做法連理論家都不得不表示欽佩。股份合作製的產生同樣是一次高明的“玩心跳”。由於長期以來對私有製的無情批判嚴厲打擊，私營經濟缺乏合法發展的空間。於是，溫州人創造了股份合作製，通過這種形式，既解決了家庭經濟規模過小的問題，又免戴“私有製”的帽子。人們稱：股份合作製“以‘合作’為犧牲確保不被‘割尾巴’，又從‘股份’上名正言順地獲得自身利益。”它雖然“非驢非馬”，卻在當時製度的約束下最大限度地減少了政治風險，稱得上高明的製度創新。
在長期的生活磨煉下，中國人早已形成一套獨特的生存哲學。其中表現之一，就是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尋找理論和政策的有用性，調動有利於自己的因素，並最大程度地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在全國各地的人群中，最熟悉並且最會運用的，當然是改革開放中走在前列的廣東人、蘇南人和溫州人。溫州靠發展私營經濟，不僅沒有國家的投入，沒有外資的進入，沒有大城市的依托，在很長的時間中甚至沒有合法發展的政治環境。在這種情況下磨煉出來的溫州私營企業家，可以說個個都是善於運用生存哲學的大師。曾有人在網絡上發過一篇文章，談論溫州人與政治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