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際法視角下交替傳譯的質量評估
吳遠寧 王璨
一、引言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間的交流日益頻繁，對翻譯的需求特別是口語的需求也在不斷擴大。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期，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和逐步建立市場經濟，口譯市場從無到有，發展壯大，從業人員不斷增加。在很多大學裏，翻譯專業都成了熱門專業，近年來為數不少的高校都設立了翻譯專業，翻譯係，或是翻譯學院。翻譯成為一種備受追捧的職業，正在成為一項社會化產品為客戶提供服務。隨著口譯的職業化和市場化的迅速發展，口譯服務的質量問題越來越成為人們關注的對象。口譯質量受到了很多因素的製約，並且不同的服務對象對質量的要求也不盡相同。
可以說由於交際的需要，早在口譯出現之時就有了對於口譯質量的評估。而職業化的口譯活動更是催生了製定口譯規範和準則的要求，並要求譯員遵從相應的要求和標準。另外，應職業需求而產生的口譯培訓也要求有一套行之有效、操作性強的評估方法，以保證訓練能夠循序漸進，實現訓練目標。然而，口譯質量的評估始終是困擾口譯這一行業的難題，尤其是在當前國際化的大背景下，公眾對口譯質量的評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口譯質量是一個綜合的概念。譯員是否能夠有效地傳遞講話者的本意，表達自然流利，用詞準確，這些都是保證翻譯質量的關鍵性因素。譯員的表現是否沉著冷靜，音色優美，講話幹淨利落也都會影響到人們對譯員翻譯質量的評判。此外，講話者的語速、講話內容的專業性以及聽眾的預期都會對翻譯質量和效果帶來正麵或負麵的影響。為了更好地提高口譯質量，近年來，有許多研究人員、口譯服務機構和口譯使用機構都嚐試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口譯質量問題，如錯誤分析、客戶/用戶心理預期調查以及培訓中的質量評價等，努力從實驗和實證兩方麵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並取得了不小成就。
本論文在總結國內外學者所做口譯質量評估研究的基礎上，以口譯學、交際學相關概念為理論指導，試圖為交替傳譯作為一種交際過程的視角下口譯質量的評估設計一張調查表，並對譯員在此過程中所擔當的多任務角色等問題進行探討。
（一）吉爾
在吉爾眾多關於口譯質量的評估論述中，最基本的一個觀點就是認為沒有絕對的質量標準，因為口譯活動牽涉許多不同的因素和方麵，而他們都可能對口譯活動，包括口譯質量在內，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在《論會議翻譯》（吉爾,1995）一書中，吉爾把所有可能影響一場會議翻譯的因素歸納為：發言者、譯員本身、聽眾（包括直接聽源語的以及聽譯語的）、雇傭者、其他在場的翻譯、會議組織者、技術人員，以及與口譯有關的其他人員。他們對譯員的要求和期望各不相同，因此對口譯質量的評估也會由此產生差異。一場口譯任務尚且會涉及如此多的因素，那麼不同背景、不同形式的口譯任務就更是無法用同一標準去評估所有的口譯任務。另外，吉爾認為，缺乏實證數據支持，僅停留在思辨性，規約水平的口譯質量評估是無視口譯現場的實際情況，忽略譯員為維護全局所采取的交際策略，不顧現場觀眾的反饋意見，往往容易導致錯誤的結論。
吉爾在1984年就術語翻譯對信息忠實度的影響進行了專門的研究，並與1991年把術語列為口譯的參數指標。1995年，吉爾在觀察一節交替傳譯課時發現，所有參加課程的學生雖然熟悉兩種語言，但是卻很少有人注意到譯員的信息錯誤。時隔數年後，吉爾展開了比較同聲傳譯和交替傳譯的信息忠實度的研究，指出就總體而言，前者比後者要更為忠實，但兩者各有脆弱之處。
吉爾在1990年的時候開始了對口譯評估的研究，並進行了多樣化的發展。吉爾在一次醫學會議上就與會代表對現場翻譯的評價和反饋進行了研究。經過這次研究，吉爾假設科研人員（以及技術人員）對譯員的聲音、翻譯的節奏、語音語調方麵並不是十分的敏感。但這一假設並不能說明上述因素對於其他口譯使用者不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布赫勒
布赫勒是較早對口譯質量開展實證調查的人員。他於1986年發表了一篇關於口譯使用者對翻譯質量期望的實證研究報告。在他的研究中，他對47名AIIC口譯員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通過對譯員的調查推斷出用戶的要求。在他的問卷中，他要求47位譯員根據其重要的程度給16個質量評估標準的判斷排列順序。涉及的質量要素包括：會前準備、耐力、姿態、外表、協作能力、個人舉止、靈活性、口音、音質、流利度、邏輯銜接、忠實原意、完整度、語法、術語、風格等。結果顯示，位於前9位的參數分別是：（1）源語意義的轉譯；（2）譯語前後邏輯一致；（3）翻譯完整；（4）譯語的語法正確；（5）譯語與源語風格一致；（6）術語正確；（7）語音語調正確；（8）翻譯流暢；（9）譯員聲音悅耳。這些標準後來成為研究者主要借鑒的基礎。研究得出的結論說明，當譯員從用戶的角度回答問卷的時候，其結果是可以用來反映用戶需求的。
而布赫勒之後的其他學者，如庫茲 (1989),吉爾 (1990)、馬洛內爾 (1993)、馬克和卡塔盧薩 (1995)、 安德烈 (2000)等進行的實證研究基本上都是在Bühler的這一框架中展開的。但是，如果將布赫勒研究總結出的9個參數進行歸類的話，它們實質上可以歸為兩個大的範疇裏，即：內容與形式。一個是強調意義（信息）的準確性和全麵性，即上麵列出的（1）、（2）、（3）、（6）；而另一個則是強調譯員為實現內容的準確性和全麵性在語言形式上所進行的主觀努力，即語音語調、語法、流暢性和語言風格等。
雖然布赫勒的這些參數具有十分重要的說明意義，但是，它們並不能說明它們在實現成功交際的過程中能夠起到同樣重要的作用。
（三）莫熱-梅爾塞
瑞士日內瓦大學的莫熱-梅爾塞在1995年進行了一項實證研究。她對94名AIIC成員，對84次會議，總共201名發言人和聽眾進行了調研，目的是要驗證不同的用戶對口譯有不同的心理預期這樣的一種假設，同時也要驗證不同會議類型的用戶中是否存在著共同的預期。她采用問卷調查和訪談的形式，對信息的忠實、完整性、術語、同步性、表達技巧、音質等口譯質量要素進行了研究。她得出的結論有三個：首先，有經驗的聽眾視內容忠實為第一要素，而沒有經驗的聽眾注重表達的完整性；其次，不同的用戶和不同的會議類型對於表達清楚，信息完整，術語準確這幾個方麵有一致的預期。會議越不專業，對語句完整性的要求就越低；相反，規模越大，譯員就越重視主要意思的傳達；第三，女性聽眾更關注語法結構、表達水平和術語的使用；而男性則偏重於措辭和流利程度。
此次的調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用戶以及不同的會議場合對口譯質量的不同預期，但是該項研究的結果卻不具備十分的代表性。因為在某次對莫熱-梅爾塞的訪談中她談到了此次研究的調查方法。她發放問卷的方式十分隨意，隻是讓他的丈夫在會場上進行問卷的發放，而對於數據收集的代表性和有效性並沒有予以過多的重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該項調查的效度。
到了1996年，莫熱-梅爾塞提出了三種評估模式：評估、測量和判斷。在她看來，口譯質量評估的理由和目的不盡相同，因此所采用的評估方法也就應該有所差別。要了解職業譯員的服務質量和效果，就應該采取評估模式。以科研為目的，在語言實驗室環境下分析口譯樣品應采取測量模式，這樣可以控製非觀察因素，選擇有針對性的參數測量特定的問題。而以口譯教學為目的，要對學員的口譯水平進行評定時，則應采取判斷模式。
另外，莫熱-梅爾塞在1997年對國際會議譯員協會研究委員會的參訪是第一個由專門企業做的研究調查，具有較高的專業質量。研究結果再次表明，使用者對內容的重視要高於形式。並且，此次調查發現初次使用口譯者與有經驗的口譯使用者對口譯質量的要求是有差別的。後者把內容排在參考係數的首位。至於會議種類對口譯質量評估所產生的影響，莫熱-梅爾塞強調，無論是何種會議，使用者對那幾個主要參考係數的重視程度是相對穩定的，但科技性不強的會議對源語意思翻譯的完整性的要求會略微降低。
二、交際法視角下的交替傳譯
（一）交替傳譯作為一項以譯者為媒介的交際行為
交際常常被定義為傳遞人們信息的過程，交際對於跨越語言和文化障礙，推動全球一體化具有愈發重要的作用。而正是基於此種大背景之下，譯員在跨文化交際過程中變得不可或缺。
根據交際互動性原則，實現以譯者為媒介的交際要依靠譯者、其他參加談話的人、背景知識、語言能力、交際目的、口譯活動所處的社會文化規約、參與者對於譯員輸出內容的理解等。因此，譯員在交替傳譯的過程中不僅扮演了跨文化信息接受者和傳遞者的角色，同時也是在源語發言者和聽眾之間傳遞交際意圖的解碼者和編碼者。因此，評估交替傳譯應根據譯員以恰當方式有效地傳達發言者信息和意圖的能力來進行，這是毫無疑問的。
（二）拉斯維爾交際模型與交替傳譯
為了明確交傳過程的複雜性，口譯產品和譯員表現，評估交替傳譯的質量，我們必須要充分理解交際過程中所涉及的各種因素。在此，拉斯維爾的交際模型對於我們分解語言密碼的傳遞，信息、交際意圖和其他交傳過程涉及的情景因素十分具有幫助作用。
1948年，H．D．拉斯維爾提出了傳播程序經典模式，即五個“W”：“誰”（傳播者）；“說了什麼”（信息）；“用何渠道”（媒介）；“對誰而發”（接受者）；“效果如何”（效果）。根據這一模型，劉宓慶（2004:47）提出了相應的口譯流程比較圖（圖1）。
圖1：口譯過程與拉斯維爾模型的比較［劉宓慶，2004:47，根據Lasswell Formular（1948）編製］
基於上圖所示的模型，可以在一個基本的假設，即交際是與人的行為以及與來自不同語言背景的人交往目的所帶來的滿足感這個基本前提下對交替傳譯的過程進行解析。
首先，對話A方根據自己的交際目的和動機選擇適當的語言和非語言的形式進行表達，並以此發起整個的交際過程。對話A方所表達的內容就是交替傳譯過程中的信息。在交傳中，譯員對於發言者的語言信息、非語言信息、發言意圖，甚至是他/她的文化背景、社會地位、所用人稱、表情、手勢和其他一些語言外的因素統統要考慮在內，並進行表達。吉爾認為在大多數的言語交際行為中都包含了“信息和一整套其他的內容”（1999:182）。要成功實現跨文化交際，必須要對信息發送者有意識表達的“信息和一整套其他的內容”同時進行傳遞才可以。交際中信息專遞一項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媒介或口譯員。媒介或口譯員在交際中連接了源語和目的語雙方，並在講話人意圖，譯員個人對於隱含意義的理解，以及通過觀察接受者的相似反映和效果來判斷他們對於話語的辨識這三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動態的平衡”。（Savor, 1986:14~15）譯員既為聽眾又為講話者，譯員所具備的關於主題的背景和知識相比起源語發言者雖要少一些，但又要忠實傳遞發言者的意圖，具有多重角色。而對於接收者或對話人B而言，拉斯維爾模型的一個默認的前提就是所有的接收者都有自己的意圖、知識背景和對主題的熟悉程度，而這些在交際的過程當中會讓他們對翻譯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反饋，或多或少的影響最終的效果。效果不僅包含了聽眾的反應和反饋，同時也涵蓋了交際過程中所有的參與人員。交際的效果可以通過參與者的口頭描述、身體和心理反應來進行測量和提高。
可見，交替傳譯既然是一種複雜的交際行為，那麼作為媒介的譯員應該充分統籌知識與技能，語言能力與非語言能力之間的平衡，以實現交際效果。
三、交替傳譯質量評估
（一）研究問題
口譯作為一項跨語際、跨文化的特殊語言交際活動，其目的就是在說話人與聽眾之間達成一種最佳的交際過程。因此，口譯的質量也應以交際過程中所達到的有效性來評判。
本文以交際為導向分析口譯質量，著重評估譯員語言知識和口譯技能之外的言外知識，即交際能力。在設計調查表的時候，將譯員的交際能力分為語篇能力、語用能力和言外知識進行考察。語篇能力指的是譯員表達的合理性和邏輯性，也就是所指是否明確，借代關係是否清晰，省略、連接和詞彙的銜接等；語用能力主要表現在譯員理解源語真實意圖，根據語境合理使用目的語，以及注意到兩種語言的語用差異方麵的能力；言外知識指的是主題背景知識和相關言外知識。通過評估，本文試圖對如下一些問題進行探討：
1.在交替傳譯的聽眾和譯員眼中，究竟什麼才是影響交替傳譯這一過程最重要的因素？是譯員對講話人交際意圖的理解，還是交際過程所產生的效果？對於這個問題，譯員與聽眾之間是否存在不一致的看法？
2.在影響交際效果的各種因素中，相比準確傳遞信息點，即通過正確翻譯詞彙（包括術語、數字等）、句法等語言知識的能力，與譯員的語篇和語用能力，哪種能力對交際效果的影響更大些？對於這個問題，譯員與聽眾之間是否存在不一致的看法？
3.在聽眾的眼中，譯員在交際過程中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譯員究竟是影子，應該不顧兩種語言間表達習慣和句法詞法而一字不改地“忠實傳遞”講話者的信息，還是應以交際者的身份，在忠實源語的基礎上，對源語有意識地進行一定程度上的解釋說明，以在最大程度上明確講話者源語中蘊含的意義，以體現交際效果？
（二）調查表
為了更好地衡量譯員為實現成功交際，在交替傳譯過程中所做的主觀努力及譯員眼中這些努力在保證交際效果方麵的重要性，並對比聽眾眼中這些努力所取得的交際效果，即聽眾的滿意度和接受度，設計一張調查表是至關重要的。
此表可用於譯員在交傳過後進行自我評價，同時也可以用於要求現場聽眾對譯員的表現進行反饋和評價。調查表適用的聽眾應該是那些本身具有一定外語能力，基本可以理解外國演說者；有參加任何形式的交替傳譯活動的經驗，或者至少在電視上見過或通過其他途徑聽說過交替傳譯活動的人員。針對的譯員既可以是有五年正式場合交替傳譯工作經驗的專業譯員，也可以是口譯專業研究生，完成了一定學時的口譯課程，具有至少五次交替傳譯經驗的同學。
由於這份調查表屬於反饋的性質，所以在設計的時候隻要求作答者選擇範圍等級，而不界定質量概念。
1.交替傳譯口譯員調查表
（1）您從事交替傳譯的年限是多少？
（2）請就自己的表現回答下列問題：
（3）有人說譯員在交替傳譯的過程中充當多種角色，如信息接收傳播者、交際者、翻譯者等，同時也有人認為譯員就是影子，有什麼就譯什麼，不能任意改動發言人的內容。您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可多選）
A.忠實的傳聲筒角色，即使發言人的錯誤也應該原樣譯出；
B.盡量多的傳達發言人的交際意圖，有自我調整的空間，以幫助交際活動順利完成；
C.注重譯語發布質量，術語使用準確，表達要清晰流暢，語速適中；
D.與發言人形神相似，對於發言人無法回答或回答的不夠好的問題自己爭取彌補。
2.交替傳譯聽眾調查表
（1）性別；年齡；職業；學曆
（2）您是否具有與發言者相同的外語能力：是否能夠充分理解譯語發言人？
是否
（3）您有參加任何形式的交替傳譯活動的經驗，或者至少在電視上見過或通過其他途徑聽說過交替傳譯活動？
是否
（4）請就譯員的表現回答下列問題：
（5）有人說譯員在交替傳譯的過程中充當多種角色，如信息接收傳播者、交際者、翻譯者等，您同意這一觀點嗎？
A.同意B.不同意C.不知道
對於上表，需做如下說明：
首先,根據交際理論分析，交傳中的對話使異語交流雙方頻繁地轉換角色，從聽話人轉變為講話人，再從後者轉變為前者。譯員不僅要聽懂雙方的話語，揣摩其交際意圖，分析其顯性或隱形的背景知識，還要不時地用兩種語言適時實現適度的交際效果，否則，一方的話語傳輸受到阻礙或出現錯誤，交際即被打斷或誤導，而且後果即時顯現，所以，譯員在這種情況下可以現場觀察雙方的表情反映，及時采取補救措施。譯員的這種能力正是上表列舉的“臨場應變”能力。
其次，作為譯員，特別要注意的是翻譯時語境的頻繁轉換，尤其是交際翻譯；對話可能從見麵寒暄開始，以問候聊天拉近關係，接著展開觀點性的陳述，進而進行學科探討，得悉雙方研究重點後轉向合作意向談判，經各自申述，利益分析，力爭雙贏，達成初步共識，最後就是要遵從規範，講究措辭，慎重地擬定會談的結果和合作決定。譯員必須緊跟整個過程，而且每一個階段的翻譯都要準確無誤，必要時還要適當調整源語中部分和語境的話語，以保證整體交流的順利進行。譯員的這種語用能力在上表中主要體現在“措辭恰當”和“表達流利地道”這兩項上麵。
第三，語境的差異往往使交際語篇的結構發生很大的變化，因此，譯員“不僅要能根據源語語篇的特征識別其功能，還必須保證譯語語篇充分實現翻譯目的所要求達到的功能。也就說，譯員必須具備根據譯語語篇所處的交際環境有效地運用譯語的語篇構建手段和技巧的能力”（李運興，2001：85）。也就是說，譯員要時時根據口譯的目的，源語和譯語影響力大小，以及權威性的問題在口譯過程中對語篇結構進行某些調整，以實現交際目的。因此，譯語表達是否層次分明，邏輯清晰，確切到位，遣詞造句是否貼切，發音是否清晰，讓聽眾容易接受這些考察的都是譯員的交際水平。同時，語篇能力也是最難把握的指標，因為它不僅涉及譯員抓住語篇整體意義結構，既能避免源語幹擾，又能以譯語還原語篇結構的能力，還關乎譯員明晰不同口譯任務，針對不同的服務對象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的能力。
第四，口譯質量評價涉及多方麵的因素，諸如口譯工作的本質、各種任務的不同要求、口譯譯員的主觀努力、源語發言人與現場聽眾的客觀反饋，以及評估的目的等。既可以根據口譯的不同指標，如口譯的可信度、簡明度、體裁的多樣性等來進行評估，也可以根據因口譯任務的差異所體現出來的交流方式、交流語境、交際語篇結構的差異來進行評估，同時也可以針對不同的對象，如譯員、口譯質量、口譯效果等進行評估。本文的調查表主要是針對之前所敘述的具體研究問題設計的，目的不在於試圖用一套完整的質量標準與評估方法向大家提供令人信服的結果。
四、結語
口譯評估是一個比較新的領域，研究的領域可以涉及口譯活動的各個方麵，如口譯工作的本質、各種任務的不同要求、口譯譯員的主觀努力、源語發言人與現場觀眾的反饋，以及評估的目的等等。麵對跨文化口譯各種複雜的國際語境，不同文化背景的交流者，以及各式各樣的主題，口譯活動最重要的屬性就是交際。本文著重關注的是譯員的主觀努力和口譯服務聽眾對效果的反饋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並為進一步探討提出自己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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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遠寧：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王璨：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生）繼承傳統翻譯理論，推動中國譯學發展丁新華翻譯活動在我國曆史悠久,有近兩千年曆史。然而由於翻譯活動的複雜性，中國翻譯理論曆來充滿著見仁見智、眾說紛紜的現象。一錘定音並非好事，各家各派的爭鳴更能促進我國翻譯事業的繁榮。本文根據近幾年來中國譯學建設上的幾個“二元對立”的說法，如“中國翻譯理論是否自成體係”、“中國翻譯理論是否有中國特色”、“中國翻譯理論的發展是否應繼承我國傳統翻譯理論和吸收西方翻譯理論”等觀點發表一孔之見，以求得專家學者的批評指正。
盡管我國翻譯曆史悠久，但到目前為止仍無係統的翻譯理論著作和完整的翻譯史。既如此，能否對我國翻譯曆史一概否定呢？答案是否定的。其實我國曆代譯家輩出，他們除親身參加大量翻譯實踐，給後人留下了大量的譯著外，在翻譯理論方麵，也不乏真知灼見，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譯學遺產。翻譯理論工作者不斷挖掘、整理了不同時代譯家們的翻譯理論及譯學思想，力求恢複我國翻譯曆史的本來麵目。繼羅新璋的《翻譯論集》、馬祖毅的《中國翻譯簡史》、陳福康的《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以來，《中國翻譯》等期刊又相繼開辟翻譯史欄目，使我國翻譯史的研究不斷深入。因而人們對我國翻譯史也有了更為清醒、更為全麵的認識。
一、中國傳統翻譯理論“自成體係”
1984年5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羅新璋編選的《翻譯論集》。該書近七十萬字，收錄了自公元3世紀至1982年的代表性譯論180餘篇。在該論集中，羅氏撰文對中國曆史上有影響的譯家譯論進行了係統的梳理、綜述和總結。他詳細論述了我國“自成體係”的“翻譯理論” （羅新璋，1984），並提出這一自成體係的翻譯理論由“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貫穿成發展主線。這一論述發表後在我國翻譯理論界不脛而走。羅氏的《翻譯論集》可以說是我國有史以來搜集最為詳細的翻譯文集，因而自出版以來成為我國傳統翻譯理論研究引用最廣的文獻之一。
對於羅氏“自成體係”一說，翻譯理論界反應不一。有完全讚同並評價頗高的：“1984年羅新璋在他選編的《翻譯論集》序中，以‘我國自成體係的翻譯理論’為題，論述了我國翻譯理論發展線條，將其歸納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四種理論，自成一家之言”（胡德香，1998：5）。金阝是直接將其譽之為“文藝學派的宣言”（楊自儉，1994：7）。
有不完全讚同的。楊自儉先引用羅氏的說法，“事實上一千多年來，經過無數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譯家、理論家的努力，已經形成我國獨具特色的翻譯理論體係。……案本—求信—神似—化境，這四個概念，即是各自獨立，又是相互聯係，漸次發展，構成一個整體；而這個整體，當為我國翻譯理論體係裏的重要組成部分。” 再結論為：“這個看法譯界許多人都在自己的著述裏表示讚同”（楊自儉，2006：6）。然後提出幾個問題，一是“80年代以前我國存在不存在一個獨具特色的翻譯理論體係？……還是學習國外的參照上述的理論觀念和原則對我們的加以改造、創造一種既不同於我們傳統的也不同於國外的新的理論體係？”（ibid）楊氏承認我國翻譯理論的“自成體係”，但對羅氏的界定在時間上有不同看法。“這樣四個概念應該說是不同曆史時期的翻譯標準與要求，僅此恐怕難以稱做‘翻譯理論體係’。說到我國翻譯學的理論體係的形成應以1988年黃龍先生的英文版《翻譯學》和中文版《翻譯藝術教程》和1990年劉宓慶先生的《現代翻譯理論》的出版為標誌。這樣我們就有了三個體係：羅新璋體係、黃龍體係和劉宓慶體係”（楊自儉，1998：Ⅺ—Ⅻ）。
也有人否定了我國翻譯理論“自成體係”一說。“如果我們采用單純以語言文化定義的廣義的‘中國翻譯’，那羅文中沒有對其他語言文化體係間的翻譯進行係統的分析研究；從而同‘中國翻譯’對比而彰顯出後者的‘自有’或‘獨具’特色來。因此，缺乏進一步證據與論證的情況下，‘自成體係’的認定便隻能是一個假定了”（朱純深，2000：3）。“各種解讀在接受者潛意識裏相互作用，潛移默化中鼓勵了一種封閉心態，或者一種不容比較的極端性。如果推到極致，這就成了‘自說自話’的所謂理論”（ibid ,3~４）。
我們認為，羅氏總結、梳理的是我國1982年以前翻譯史上的理論。盡管未能窮盡地搜集我國翻譯史上的所有翻譯文論，但綜觀之，可以對我國翻譯史有個梗概性的了解。它大體記載了曆代譯家對翻譯的見解。從論集可以看出，我國傳統譯論是一脈相承的。“自成體係”一說並無不妥之處。我國傳統譯論，特別是古代、近代譯論與國外譯論接觸較少。“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之前的曆史中，中西翻譯傳統之間的相互交流和影響實際上不存在，盡管中西方的整體文化交流可謂源遠流長”（譚載喜，1998：7）。
問題的關鍵在於是否承認我國傳統翻譯理論的存在。如果說我國傳統譯論算不上理論，那當然就不能說“自成體係”了。朱氏借用了譚載喜先生的說法，認為我國傳統譯論充其量隻能說是“偏論”、“散論”，而非“主論”、“專論”。（譚載喜，1998：13）可譚氏通過中西譯論比較研究，使“我們可以了解到中西翻譯理論工作者能從彼此的譯論體係中得到哪些啟示，以便相互取長補短，促進譯事譯論的更大發展”（ibid,13）。譚氏通過比較得出的結論是“中西譯論的發展規律有一個基本共同點，就是兩者都經曆一個從偏論、散論到主論的發展過程”（ibid,13）。並且他解釋了偏論、散論的含義。可見譚氏並沒一概否定我國傳統翻譯理論。朱氏又借用董秋斯的觀點來駁斥羅氏的“自成體係”說。“我們所有的，是一些借臨時參考的翻譯條例和片段經驗之談。僅（盡）管這些東西是很可貴的，有過很大的功效，但是，無可諱言，不能合成一個體係。一種體係的構成，是一種廣泛的調查研究的總結”（董秋斯，1950/84：25）。董氏的這一說法不無道理。我們認為羅氏的《翻譯論集》正是“廣泛的調查研究的總結”。將這些“臨時參考的翻譯條例和片段的經驗之談”用“案本、求信、神似、化境”這一主線串起來，形成了楊自儉稱謂的“羅新璋體係”。可以說羅氏的“自成體係”說是研究了中國曆代譯論的基礎上而提出的，因而是令人信服的。
二 、中國傳統翻譯理論具有自己的特色
羅新璋在深入研究我國傳統譯論的基礎上，不僅係統梳理、總結了我國“自成體係的翻譯理論”，而且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這一觀點一經提出，在我國翻譯理論界也是褒貶不一。有讚成的，也有反對的，似乎互不相讓。對於特色理論的提出，“譯界許多人都在自己的著述中表示讚同”（楊自儉，2000：4）。更有學者直接評價“我國的翻譯理論自有特色，在世界譯壇獨樹一幟。這一結論無疑是十分正確的”（譚載喜，1998：12）。“1984年羅新璋在他選編的《翻譯論集》序中，以‘我國自成體係的翻譯理論’為題，論述了我國翻譯理論發展線條，將其歸納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四種理論，自稱一家之言”（胡德香，1998：5）。
“特色”理論在譯界許多人首肯的同時，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強烈反對。他們否定中國翻譯理論具有中國特色。“中國翻譯界的主流在扮演這種‘國家’角色時，往往以‘正統’自居，不自覺地把非學術與學術因素在某種程度上混在一起，甚至成了一種自發的，帶有集體無意識的思維—行為習慣，表現為對內求統一思想統一認識，對外求維護‘中國特色’，擔心自己一千多年的譯學傳統被拋棄”（朱純深，2000：7）。也有人提出“中國譯學界提出要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翻譯學的口號已有多年了，但至今似乎仍停在口頭上。問題的關鍵似乎在對中國特色的理解上，中國特色‘特’在哪裏，一直是一個很含糊的概念”（王東風，1999：21~23）。有人說科學不分國界，因而翻譯理論無中西之分。翻譯是兩種語言的相互轉換。“語言文字是最帶有民族特性的東西，各國的翻譯理論都深深植根於本國的曆史結構和特定的文化土壤中，中國的譯學理論自然地帶有中國的民族特色。我們不能割斷曆史的脈絡，我們也不能抹去民族的烙印，我們需要橫向的引進，更需要縱向的繼承”（陳福康，1992：2）。通過對中國特色翻譯理論的研究，胡德香曾將其歸納為五個方麵的特色：“一、翻譯理論植根於民族文化的土壤並一脈相承；二、許多古代翻譯理論家不懂外語；三、理論家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四、重視對翻譯人才的培養；五、翻譯理論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盡管這一總結不甚完善，但明確說明了中國傳統翻譯理論存在著自己的特色。我們認為，各個國家的翻譯理論屬於全世界翻譯理論的一部分，因而必然具有自身的特色，中國譯學理論也不例外。如果有人說羅新璋先生是未能比較中西譯論而得出上述結論因而懷疑其“特色”一說，那麼譚載喜（1998：12；2000：14；2000：15）的結論是通過紮紮實實的中西譯論比較研究而得出的，其結論應當令人信服。當代多位學者從我國傳統哲學、美學等方麵的理論論證了中國譯學存在的理據及其特色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