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第五章 性的理論（4）
盡管有大量研究證實了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區別，盡管有大量違反這三者之間關係的實踐，這三者之間的關係一直沒有受到質疑。盡管根據金西報告，有50%以上的男性和30%以上的女性在一生中曾經有過同性性行為經驗，異性戀霸權仍舊認為，性欲的表達是由社會性別身份決定的；而社會性別身份義是由生理性別決定的。
在對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性傾向的嚴格分類的挑戰中，巴特勒的“表演”理論有著特殊的重要性。她認為，人們的同性戀、異性戀或雙性戀的行為都不是來自某種固定的身份，而是像演員一樣，是一種不斷變換的表演。在巴特勒看來，沒有一種社會性別是“真正的”社會性別，是其他的表演性的重複的行為的真實基礎。社會性別也不是一種天生的性身份的表現。異性戀本身是被人為地“天生化”、“自然化”的，用以當做人類性行為的基礎。性身份的兩分模式（彼或此，異性戀或同性戀）從遺傳上就是不穩定的，這種截然的兩分是循環定義的結果，每一方都必須以另一方為參照係。同性戀就是“非”異性戀；異性戀就是“非”同性戀。因為對“表演”理論的強調，巴特勒的思想被人稱做激進的福柯主義，它被認為是一種新的哲學行為論，其中沒有實存，隻有行為。
對於巴特勒來說，根本不存在“恰當的”或“正確的”社會性別，即適合於某一生理性別或另一生理性別的社會性別，也根本不存在什麼生理性別的文化屬性。她認為，與其說有一種恰當的社會性別形式，不如說存在著一種“連續性的幻覺”，而它正是異性戀將其自身在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欲望之間天生化和自然化的結果。
在異性戀中，這一幻覺靠的是這樣一種假設，即“先有一個生理性別，它通過社會性別表現出來，然後通過性表現出來”。巴特勒反其道而行之，她認為，異性戀的性統治是生理性別的強迫性的表現。
社會性別表演在下列意義上是強迫性的，即一旦偏離社會性別規範，就會導致社會的排斥、懲罰和暴力，更不必說由這些禁忌所產生的越軌的快感，它會帶來更嚴重的懲戒。這一表演帶有緊迫性和強迫性，這一點由相應的社會懲戒反映出來。為了建構異性戀的身份，異性戀要求一種社會性別的連續性表演。
在巴特勒看來，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欲望這三者之間的聯係建構了異性戀，而它必定是強迫性的和脆弱的。弗洛伊德所發明的“俄狄浦斯情結”是對同性之愛的原初否定。
俄狄浦斯情結是借用古希臘神話中一位王子弑父娶母的故事來說明，所有的人都有異性戀的亂倫衝動。巴特勒認為，原初的禁忌並不是異性戀的亂倫，而是同性戀。異性間的亂倫禁忌不是原因，而是禁止同性性欲望的結果。異性亂倫禁忌所禁止的是欲望的對象，而同性戀禁忌禁止的是欲望本身。
“換言之，不僅喪失了對象，而且欲望也被徹底否定，於是‘我從未失去過那個人，我從未愛過那個人，我真的從未感到過那種愛’。”通過鏟除異性戀以外的一切欲望，扼殺掉一切其他選擇的可能性，異性戀霸權的社會建構了一種性欲與性感的主體。
社會性別的表演將身體的一部分器官性感化了，僅僅承認它們是快樂的來源。在異性戀傾向的建構過程中，人們認為隻有身體的這些部位是用來製造性快感的，社會性別的表演和性活動連在一起：一個“具有女性氣質”的女人要通過陰道被插入而獲得快感，而一個“具有男性氣質”的男人則通過陰莖的插入體驗快感。易性者陷入兩難境地，他以為如果自己沒有相應的性感器官，就不可能擁有某種社會性別身份。
易性者通過植入或切除某些器官以表達他或她的身份，這不是一種顛覆性的行為，而恰恰反映出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欲望已經被“天生化”和“自然化”到了何等程度。在這一過程中，人們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適當的性別表演上，而不是性感的性活動上。
這一表演就是“社會性別”關於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表演。這種表演使人理解了什麼是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兩分體係口因此，一個男扮女裝的表演並不是對原初形態的模仿，用巴特勒的一句名言來說，它是“一個對模仿的模仿，是一個沒有原件的複製品”。當一個男孩想穿女孩衣服或像女孩那樣生活時，是什麼力量逼著他非要去對自己的身體下那樣的毒手呢？為什麼他不能夠穿裙子，為什麼他不能夠簡簡單單地過他想過的女孩的生活呢？這就是因為他生活在異性戀霸權的淫威之下，一種無形的暴力在規範著他該穿什麼衣服，有什麼樣的做派舉止。這是一種多麼強大又是多麼可怕的力量。它能逼著人殘害自己的肢體。我們簡直不再能把它當成一種無形的力量，它簡直是有形到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程度了。
如果我們接受巴特勒的表演這一概念，使用表演這一尺度，按性身份和性欲的對象來劃分個人的類型就會變得毫無意義。酷兒理論傾向於接受虐戀和其他角色表演實踐，將其違反性規範的越軌行為定義為反禁製的性。把酷兒的性建立在一個不斷改變的表演的係列之上，就是對異性戀霸權的挑戰。醋兒理論造成了以性傾向或性欲為基礎的性身份概念的巨大變化，它也是對於性別身份與性欲之間關係的挑戰。
酷兒理論的第二個重要內容是向男性和女性的兩分結構挑戰，向一切嚴格的分類挑戰，它的主要批判目標是西方占統治地位的思維方法，即兩分思維方法。有些思想家把這種兩分的思維方式稱做“兩分監獄”，認為它是壓抑人的自由選擇的囹圄。
酷兒理論自覺地跨越了各種性類型的尊卑順序，它的中心邏輯是解構兩分結構，即對性身份或性欲的非此即彼的劃分。這個具有反諷意味的概念“酷兒”並不指稱某一種性類型，就像男同性戀或女同性戀這樣的身份，而是指這樣一種過程：性身份和對欲望的表達能夠擺脫這樣的結構框架。酷兒並不是一個新型的固定的“性主體”的標簽，而是提供了一個本體論的類型，它與現代主義話語中的兩分核心相對立。
它拋開了單一的、永久的和連續性的“自我”，以這樣一種自我的概念取而代之：它是表演性的、可變的、不連續的和過程性的，是由不斷的重複和不斷為它賦予新形式的行為建構而成的。
在反對性別的兩分結構（男性與女性）的問題上，巴特勒成為最有權威的理論家。跟隨福柯的理論脈絡，她向固定的女性身份的必要性提出質疑，探索一種批判各種身份分類的激進政治的可能性。她向性別和性欲的內在能力、本質或身份的概念提出質疑，認為它們不過是一種重複的實踐，通過這種反複的實踐，“某種表象被沉澱、被凝固下來，它們就被當成某種內在本質或自然存在的表象”“欲望的異性戀化需要‘女性氣質’與‘男性氣質’的對立，並且把這種對立加以製度化，把它們理解為‘男性’和‘女性’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