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終沒有把和醫生的對話錄音發給姐姐們和弟弟，並把那不到五分鍾的音頻刪掉了。因為，就算讓他們聽到了，他們隻會感到失望，不僅是對爸爸無法醫治的病情失望，也是對他們抱有幻想的專家失望。他們把爸爸從700多公裏遠的內蒙古送到北京治病，並不想等到一個這樣的結果。
那天我在隻有我們兄妹四人的微信群裏簡單說了一下醫生的看法，姐姐很急，在群裏問我：“醫生有沒有看那個血液指標，內蒙的醫院認為看血液指標不排除已合並小細胞”、“醫生有沒有說培美曲塞、順鉑、恩度這三個藥用的對不對”、“醫生有沒有說可以吃點中藥”······其實這些我很難回答，因為那天我的收獲很小，我在群裏說：“明天吧，明天還要繼續去醫院，到時候再問問。”
這時二姐私聊我說：“明天見到專家後，一定要記得問問，咱爸這種情況還能維持多久，我們都要做個心理準備。”
相比第一天我單獨到醫院谘詢醫生來說，第二天的行程更加有難度——我需要帶著爸媽到醫院看病，這是繼爸爸來北京之後，他第二次到協和醫院，上次醫生說過的那個臨床實驗給了我們很大希望，爸爸非常積極的配合著。這天我非常緊張，因為這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獨自“帶著”爸爸去看病：從這一天開始，我們由當初的養育和互相陪伴，轉變為我來照顧他們，這一天終於來了，我曾想象過，如果有一天他們老了，會變成什麼樣，會不會因為一些變數而流浪街頭？會不會因為我們無法陪伴而感到孤獨寂寞？每次這樣想時，後背都發涼，很怕他們晚年過的不幸福。然而，當我還不夠努力，不夠讓他們驕傲，沒有能力角色互換時，這一天突如其然的到來了。
北京夏季的早高峰來的更早一些，早上7點半的出租車非常的珍貴，我先讓爸媽坐在小區門口的長椅上，自己到馬路邊攔車，手機裏的叫車平台也沒閑著，可始終沒有車輛接單。等了一會，媽媽走來問我：“你家的車真的不能上路嗎？繞著走不行嗎？”我說：“這個真不行，外地牌照在北京有限製，先不說早晚高峰禁止上路，就算不是高峰期，我們到協和醫院也避不開外地車輛全天禁行路段。”媽媽沒有在北京生活過，她不懂也不太理解這些規則，她說：“那你家有車和沒車不是一樣嘛？”我看媽媽額頭上已經有細密的汗珠冒出來，輕輕皺起的眉頭難掩心中的焦急。我想讓她放輕鬆一點，於是我說：“有車和沒車怎麼會是一樣的嘛，我們有車一族，至少每天都要交停車費啊。車停在小區裏一天，就消費我們12塊錢。”媽媽瞪大眼睛說：“小區裏還收費？一天12塊？咱家那邊，隨便停啊，商場的停車場裏也就花幾塊錢而已。”我安慰媽媽：“沒關係啦，小區裏的停車費已經算是最便宜的啦。我們的車早晚高峰不能開之外，有一些路段是全天禁行的，尾號限行和北京的車輛一致。”我成功的分散了媽媽的注意力，隻見她嘴上悄悄的算著，我們一年的停車費有多少，加油和保養費用有多少，是不是比出門叫出租還要貴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