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個世紀的尾聲。當二十一世紀鍾聲敲響的時候，如今活著的兒代人大都還活著，怛現今活著的我們都在慢慢地送走這個世紀最後的幾抹斜陽。曆史終於提供了一個機會比我們思考這整整一百年，我們因而顯得壯麗而悲涼。對於一個古老的民族和古老的社會，一百年本來就是短暫而匆忙的。但自上一個世紀末到這個世紀末，災難和憂患似乎沒完沒了，中國知識分感到它的“漫長”。因而，關於它的思考顯得異常沉重。
本勝紀開始的那一年即1901年，梁庖超發表《過渡時代論》（《清議報》八十二期眾這篇文章以富有遠見的預示，代表了敏感的中國知識分子對於二十世紀的覺醒：告別十九世紀進入二十世紀的中國汜處於“過渡時代”。梁啟超指出中國應當把握這個世紀的戰略思想：中國有機會結束數千年停滯的封建社會向著開放的現代社會過渡。他認為當時世界“最可以有為之國”是俄國和中國。中國由於“十九世紀狂飆飛沙的襲擊和驅實”，“機宗遺傳深頑厚錮之根據地”已逐漸陷落，正是充滿痛苦而又充滿希望的棄舊圖新的改革時代。他形象地比喻當日的中國“去如駕一扁舟，初離海岸線，而放於中流，即俗話所謂兩頭不到岸之時也”。梁啟超熱切呼喚“崛起於新舊兩界線之中心的過渡時代之英雄”。
二十世紀即將過去。中國這隻爭取新世紀的崛起的航船，至今沒有駛向大海。（也許駛過，但自然和人為的惡浪顛簸了一陣，總是又駛了冋來。）蔚藍色對於我們，至今還是一個美麗的夢幻。中國和中轉的知識者非沒有識見，然而我們得到的卻隻是麵對這發表將近一百年的《過渡時代論》而生發無盡悵惘。
應該承認梁啟超的遠見卓識。自文章發表之後，至少有辛亥革命宣告的清王朝的滅亡以及狂飆突進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這樣一些大事件發生。但時代無疑把失望留給了中國。中國這隻垂老而猶思奮起的雄獅，幾經顛撲依然未能猛迅呼嘯於山林。而我們的同行者同樣是古舊帝國的俄羅斯，以及具有同樣文化淵源同時又有同樣封建重負的日本，在本世紀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國則似是一隻在急浪中打旋的舟船，以將近一個世紀的挫折、受辱和折磨，終於又回到原先的出發地一二十世紀末葉，中國再次展示自己駛向海洋的欲望。
近百年中國國運不振，有深遠的世界和中國自身環境的原因。但中國社會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的痼疾不能不引起深重的反思。百年來中國知識界為捭救社會的衰頹進行了悲壯的抗爭。從嚴複關於西方啟蒙學說的譯介到譚嗣同的流血講演；從胡適艱難的文化反抗到魯迅全力進行的國民性批判；七十年代以迄於今的大陸人道主義和人性解放的再鼓湧，以及台灣從柏楊的“醬缸文化”到龍應台憤怒的旋風一一它們構成一幅令人驚心動魄的畫卷。這畫卷是中國數代知，隻分子以血淚為墨彩所繪成。
當然，與它相映襯的還有另一幅曆史長卷：它展現中國民眾為抗拒奴役和入侵以及為自身的分裂和困擾而進行的正義的以及說不出其意義和價值的硝煙彌漫的畫麵。流血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開始，一直延續到令全世界驚愕的“文革”大騷動。
兩幅百年畫卷令人悚然心驚。百年來有識之士掙紮以罷捐生而徒勞，它未能挽救中國的艱危。
我們這些與二十世紀中國共過苦難的人，我們無疑將永遠和這塊土地親近。我們的心情如一位詩人著名的詩句所寫的那樣：
我的翅膀是這樣沉重，像是塵土，又像有什麼悲慟，壓得我隻能在地上行走，我也要努力飛騰上天空。
一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與該社會對於知識者的尊重成正比。虐待和淩辱知識分子的現實，不僅為這個社會打上愚昧和野蠻的金印，而且惡劣的人文環境使這些原可為社會精英者的個性和人格萎縮以節變異。他們在無數次的思想劫難中麵對傷害而無力自衛，於是築起心獄。他們在這裏經受著比環境和他人的暴虐更為殘酷的自辱、自戕、以至自萎。
也許現今的一代人比任何一代人都要不幸，他們以傷痕累累的身心而要麵對百倍、萬倍於前輩的艱難困苦：十年的人為浩劫、數十年的社會異變、百年的戰亂，文化的淪喪、文明的墮落、爆炸人口、失調的供求、沉重的社會病一一他們在無盡的期待和奮鬥之中。一百年後重返中國的“過渡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