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中有關宇宙塌陷的敘述屬於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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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哈勃對《新發現》女記者白果的訪談）
我的童年曾浸泡在快樂中。媽媽溫暖柔軟的乳房，夢中外婆喃喃的昵語，去河邊玩耍時爸爸寬厚的肩膀，幼兒園特別疼我的阿姨，家中調皮可愛的小貓崽……我一天到晚笑聲不斷，外婆說：這小崽子！整天樂哈哈的，小名就叫樂樂吧。
但溫馨的童年記憶很快被斬斷，代之以匆匆的旅途和嘈雜的醫院。五歲之後我走路常常跌倒，玩耍時總是追不上小同伴。媽媽，有時是爸爸，帶我走遍了全國的著名醫院。我習慣了藏在媽媽身後，膽怯地仰視那些高大的白色神靈，而神靈們俯看我的眼神總是帶著憐憫，帶著見慣不驚的漠然。每次醫生給出診斷結果前，媽媽總是找借口讓我出去，於是我獨自蜷縮在走道裏那種嵌在牆上的折疊椅中，猜著屋裏在說些什麼，模糊的恐懼在幼小的心靈中逐漸滋生，越來越堅韌……
後來爸爸從我的生活中突然消失了，我問媽媽，爸爸到哪兒去了？媽媽不回答，媽媽一聽我問就嘩嘩地流淚。後來我再也不敢問這個問題了。
直到我七八歲時才遇到一個救星醫生。他的小診所又髒又亂，白大褂皺巴巴的，但他很有把握地說：“這病我能治，保你除根兒！就是娃兒得受罪，隻能以毒攻毒啊。藥價也不便宜。”以後的三年裏，我們一直用他的祖傳藥方治病，把一種很毒的藥液塗滿全身，皮膚和關節都潰爛了，以至於一說塗藥我就渾身打顫，塗藥前媽媽不得不把我的手腳捆到床上。媽媽哭著說：“樂樂你忍忍，樂樂你一定要忍住！這是為你治病啊。”我是個很聽話很勇敢的孩子，真的咬牙忍著，一年，兩年，三年。到最後一年，我已經不是為自己的性命來忍受，而純粹是為了安慰媽媽。苦難讓我早熟了，懂事了。那時媽媽隻有三十六七歲，但已經憔悴得像五十多歲的老婦人。我不忍心毀了她最後的希望。
但這個藥方毫無效用。三年後再去找那位神醫，那家診所已經被衛生局和工商局查封了。那天晚上，我們住在一家陰暗潮濕的地下室旅館裏，半夜我被啜泣聲弄醒。媽媽趴在我床邊，哭得直噎氣，斷斷續續地低聲發誓：樂樂，媽一定得堅持下去，賣腎賣眼也得堅持下去，我絕不讓娃兒死在媽的前頭！
這個場景在我的童年記憶中非常清晰，一直保持著令人痛楚的鋒利。那時我剛剛十歲吧，但已經能敏銳地注意到媽的用辭：她說“媽一定堅持下去”，而不是說“媽一定救活你”；她說“絕不能讓娃兒死在媽前頭”，而不是說“一定讓娃兒活下去”。顯然她打心底裏已經絕望了。最後一句話特別不祥，也許媽打算在完全絕望時帶上我一塊兒自殺。
記不清那一刻我是如何想的，反正我模糊覺得，決不能讓媽知道我醒了。我翻個身裝睡，淚水止不住往外湧。媽可能意識到我醒了，立即截斷啜泣聲，悄悄回到她的床上。第二天我們都沒有提昨晚的事，媽把我一個人留在旅館裏，出去跑了兩天。後來我才知道，她真的是去聯係賣器官，賣一隻腎、一隻眼睛或半個肝，那時她實在是彈盡糧絕了。
幸運的是她沒有賣成。媒體報道了我們的遭遇，後來，媽一生都稱馬先生、我後來喊幹爹的那個人出現了。幹爹一出現就明明白白告訴我：樂樂你得了治不好的絕症！其實我早就意識到這一點了，我想媽媽也知道我猜到了，但我們一直互相瞞著。隻有幹爹一下子捅破了這層窗戶紙，下手之果斷近乎殘忍。
但這個決定徹底改變了我的後半生，還有媽的後半生，也許還有幹爹的後半生。
媽媽應馬先生的邀請，帶上我千裏迢迢趕到他家。就是這兒，八百裏伏牛山的主峰，腳下不遠處有一個著名的景點寶天曼，是一片袖珍型原始森林，修有高質量的柏油盤山路。然後是幾公裏勉強能通車的石子路，再後是幾公裏崎嶇陡峭的山路。我那時走路已經是典型的“鴨步”了，最後幾公裏難壞了我和媽。所以，等我倆精疲力竭地趕到馬家，見到安著一雙假腿的馬先生時，首先想到的就是他該如何上下山。我悄悄地想：也許他是被七八個人抬上來的，一打上了山，就壓根兒沒打算再下山吧。
吃了午飯，原來的保姆與媽媽做了交接就下山了。馬先生讓我先到院裏玩，他和媽有事商量。我立刻喜歡上了這兒。天藍得透明，空氣非常清新。院子之外緊傍著參天古樹，鳥鳴啾啾，鬆鼠在枝間探著腦袋。後院的竹籬臨著百丈絕壁，山風從山穀裏翻卷上來，送來陣陣鬆濤。院子東邊是石壁，石縫裏有一道很細的山泉，在地上彙出一汪淺淺的清水。向上看，接近山尖的地方，一處裸露的石坎上有一幢精致的白色建築，球形圓頂，上麵有一道貫通的黑色縫隙。有一條台階路與這邊相連。後來我知道，那是幹爹自己花錢建造的小型天文台。他年輕時在北大學的天文物理，後來在北京搞實業，做到一家高科技公司的老總，家產上億。不幸在一場車禍中失去了妻兒和自己的雙腿。康複後他把家產大部分捐給天文台，換來一台淘汰的60英寸天文望遠鏡，到這兒隱居下來。在這樣高的山上建天文台自然不容易，但這兒遠離城市，沒有燈光汙染，便於天文觀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