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代，那是愚昧的年代；那是信仰的紀元，那是懷疑的紀元；那是生機勃勃的季節，那是死氣沉沉的季節；那是充滿希望的春天，那是令人絕望的冬天；我們擁有一切，我們一無所有；我們都奔向天堂，我們都跌入地獄——簡而言之，那個時代與現在極其相似，因此不論是好是壞，某些聒噪的權威人士堅持隻用形容詞的最高級來形容那個時代。
那時候，英國的王位上坐著一個大下巴的國王和一個相貌平庸的王後；法國的王位上坐著一個大下巴的國王和一個閉月羞花的王後。對這兩個國家裏支配全部物質財富的權貴們來說，有一個事實比水晶還要清晰透明：世道是一成不變的。
那是耶穌紀元1775年。在那個幸運的時代，靈魂啟示猶如現在一樣風靡於英國各地。最近南考特夫人剛剛度過她的25歲生辰，皇家近衛騎兵團中一位具有先知的士兵聲稱，倫敦與威斯敏斯特城的湮沒計劃已經安排妥當，預示著這位夫人崇高形象的誕生。雄雞巷的幽靈在敲打出他們的預言之後整整銷聲匿跡了12年，而就在去年幽靈們再次以這種方式（極其缺乏創造性）泄露出他們的預言。最近，僅有幾條關於塵世的消息從遠在美洲的英國國會傳到英國國王與臣民的耳中。但是說來奇怪，比起那些從小巷幽靈後代中得到的預言，這些消息對人類來說顯得更為重要。
基本上，法國在神靈之事上並沒有像她執盾舉戟的姐妹那樣受到青睞。她正濫印著鈔票，肆意地揮霍，形勢在急劇下滑之中。除此之外她也在基督教徒的指引下以仁慈事業為樂，比如宣判砍斷一個年輕人的雙手，用鉗子撕裂他的舌頭，然後活活將他燒死，就因為他在五六十碼開外的地方，看見一隊卑鄙的僧侶隊列從他麵前經過，而沒有在雨中跪地向他們致敬。而在這受害者被處決的同時，那些生長在法國和挪威森林裏的樹木很可能已經被樵夫——命運之神——做下記號，將被砍倒，鋸成木板，做成一種可以移動並配有一個口袋和一把屠刀的架子。這件東西在曆史上極其令人震驚。而就在那一天，在巴黎近郊貧瘠的土地上，在那些農戶簡陋的外屋裏，很可能有一些粗糙的大車在裏頭躲避風雨。那些車濺滿了鄉村的淤泥，豬群使勁地嗅著這些車，而家禽則棲息在那上麵。這些車已經被農夫——死亡之神——用來在革命時運送屍體。雖然“樵夫”和“農夫”不停地忙碌著，但他們一直都默默無聞，沒有人聽到他們躡手躡腳行動的聲音。更何況，他們若是被人懷疑已經覺醒，就會背上無神論和大逆不道的罪名。
在英國，幾乎沒有什麼秩序和保障可以讓國民引以為豪。在首府，每天晚上都有歹徒手持武器，膽大包天地入室行竊、攔路搶劫。家家戶戶都收到公然的警告：在出城之前，必須將家具存放到家具店的倉庫中，以保安全。黑夜中的強盜就是白天的城市商人。如果他以“江洋大盜”的身份搶劫了他的生意夥伴，結果卻被認了出來，並且驗明了身份，他就會漂亮地射穿對方腦袋，然後揚長而去。郵車遭遇七個強盜的搶劫，守衛擊斃了其中的三個，但是卻因為“武器故障”而被另外四個強盜殺死了，之後他們從容地將郵車洗劫一空。那個顯赫的當權者——倫敦市長在特恩安森林被一個強盜叫住，當著所有隨從的麵將他掠奪精光，然後再將其釋放。倫敦監獄內的囚犯跟獄卒發生衝突；荷槍實彈的法律最高權威用老式的大口徑短槍掃射著囚犯。在法庭的休息室裏，小偷們扯下貴族脖子上的鑽石十字架。士兵闖進聖·吉爾斯教堂搜查走私貨品，與暴徒們發生槍戰。人們對於諸如此類的事件早已經習以為常了。在這些事件之中，劊子手往往忙得不可開交，卻無任何益處。他們一會兒要處死形形色色的罪犯；一會兒又在星期六絞死一個星期二被捕的入室搶劫犯；一會兒要在新門監獄燒死成打的囚犯；一會兒又要在威斯敏斯特的大廳門前焚燒小冊子。今天要處決一個殘暴的殺人犯，明天要殺死一個隻搶了農家小孩六便士的可憐小偷。
所有的這些事情，以及諸如此類的無數事件，這就在古老美好的1775年相繼發生了。在這些事件發生之時，“樵夫”和“農民”仍舊悄無聲息地工作著，而那兩位大下巴的國王與他們或相貌平庸或麵容姣好的王後卻不遺餘力地鎮壓著，采用高壓手段實施他們的神授君權。就這樣，1775年引導著那些偉大人物與芸芸眾生——包括這部小說中的故事人物在內——沿著鋪展在他們麵前的道路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