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會去哪裏，那種時刻我就會感覺到你，你像一個天使一樣來到我身邊，告訴我，哎，你法克特阿婆了，你必須停下來。
賽寧，離開我你可以去國外，而我哪裏也去不了。我什麼也做不了。我的嗓子也壞了，永遠沒法唱歌了，你了解嗎？什麼叫我們不應該分開的？我們分開了。我們分開了，我的嗓子就壞了。
我們的談話很簡單，我們看上去似乎都不錯，好像跟我們的故事一點關係都沒有。北京特有的那種冬日的陽光灑在我們身上，我看著這個我們曾經無比向往的城市，看見它特有的陽光照亮了這場災難。
誰會想到賽寧就這麼出現了？這就是那種叫“命運”的東西。我一直看著他溫潤的睫毛。他偶爾抬起頭來看我，他的眼睛一點沒變，隻是多了黑眼圈。喝著非常難喝的咖啡，看著周圍的人群，似乎誰都活得比我們更有內容。
我們回家再聊好嗎？
回家？你離開我的那一刻，天就塌在了我的身上，我成了一個怪物。我不知該如何更正這個錯誤，我昨天還在為此痛不欲生。
我一直想打電話給你，想打電話給三毛，但我一直拖著不做，我找不到重聚的步驟，我害怕。
賽寧，我很可怕嗎？我們不是最親密的嗎？
兩個小時以後，我讓賽寧為我買了回去的機票。
在候機室，賽寧從背後抱住我，他說對不起。
我感覺到他的身體，他的氣味，他血液的溫度，我並不知道這是不是我的賽寧。
我說賽寧你要是死了該多好！我懷念那些為你的死訊站在窗前哭泣的日子。
這以後賽寧天天打電話給我，我們的交談一直比較尷尬。
有一次我說你不要再打電話過來了，但是你換地址必須得通知我，我會給你電話的。
我和三毛通過幾次電話，我們一起在電話裏大罵賽寧。
我再次確認了如今的我是一個沒什麼幸福可言的女人，我期待著自己三十歲以後可以活出點味道來。
我為我的北京之行寫了一首歌，我彈著賽寧留下的吉他對著賽寧的四軌錄音機唱了十四遍半。這首歌很簡單，曲調纏綿，但歌詞除了髒話還是髒話。我用的是賽寧教我的英文，用資產階級的語言罵資產階級，這首歌有一句還算文雅的、被不斷重複的話是“他是如此的一個混蛋！”。
我把我和賽寧的故事寫了一些出來。寫作帶著醫生的使命進入了我的生活。在寫的過程中我連續不停地聽著“他是如此的一個混蛋啊他是如此的一個混蛋啊”。我爸說你必須勞動，勞動讓你獲得力量。我很想在這寫作的過程中搞懂一些道理，而我唯一可以確認的是寫作在此時終於讓我成為了一個勤勞的人。
我們到底是為了自由而失控的，還是我們的自由本身就是一種失控？
馬克思真偉大，他說真正的自由是建立在對世界本質的認識之上的。
我知道有一種境界我始終無法抵達。真理是什麼？真理是一種空氣，我感覺得到它的到來，我可以聞到真理的氣息，但我抓不到它。
我天生敏感，但不智慧；我天生反叛，但不堅強。我想這是我的問題。我用身體檢閱男人，用皮膚思考，我相信確確實實的身體感受，我曾經對自己說什麼叫“飛”？就是飛到最飛的時候繼續飛，試過了才知道這些統統不能令我得以解放。
我爸說如果你要寫作，你可以不去工作。
天空被點亮了，被點亮的天空照亮了我的廢墟。
賽寧經常到上海來看我，我們經常跟我問題少女時代的小夥伴小蟲一起，小蟲陪著我們與上海的新生活接頭，這讓我一點點好起來。上海出現了很多租借錄像帶的小攤，有好萊塢電影，也有歐洲電影。好片、爛片我都看。看西方電影成了我戒毒以後每天晚上的主要內容。
小蟲介紹我們去五角場的小商店買唱片，我們看見一種被電鋸鋸過的唱片，通常是最後的一首歌被破壞了，其他歌都能聽。還有一種是中間鑽了一個洞的，完全可以聽。還有被鋸過的磁帶，買回去粘一下就行了。這些西方的唱片打過口後就非常非常便宜，從六十年代的到九十年代的，什麼好音樂都能找到。這些打口帶是一個奇跡，誰也搞不清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像是天上掉下了最大的禮物，起初我們以為隻有我們知道這些好東西，很快我們發現很多城市都有這些好東西賣。
上海的地下搖滾樂隊越來越多，有幾個賣打口帶的組建了一支樂隊。有時我會和小蟲一起自己出錢搞演出。也有人稱我們這些聽打口帶的為“打口的一代”。
我和賽寧依然可以一起聽音樂、看電影，我們可以在一起做很多事，卻不知該怎樣重新開始親密。他一靠近我，我就傷心，沒完沒了地傷心，兩個人都傷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