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講講到，漢武帝因北伐失敗，決定選幼子劉弗陵為太子，並通過《輪台罪己詔》放棄大有為之政，將國家發展方向轉移到富民守文的道路上來。
上一講講到，漢武帝因北伐失敗，決定選幼子劉弗陵為太子，並通過《輪台罪己詔》放棄大有為之政，將國家發展方向轉移到富民守文的道路上來。
漢武帝自元光元年（前134年）“獨尊儒術”以來，一直推行“尊王攘夷”的大有為之政，現在他又要放棄既定方針，轉向清靜守文之政。他這種轉變是不是對儒學道統的拋棄呢？
我個人認為，漢武帝的這種轉變不是對儒學的拋棄，恰恰是對儒學精神的運用。
漢武帝推崇的儒學，是以《春秋公羊傳》為代表的儒學，而《春秋公羊》學提倡權變。東漢名儒賈逵說：“《公羊》多任於權變。”（《後漢書·賈逵傳》）所謂“權變”，就是要權衡利弊、懂得變通，不能死搬硬套。孟子曾經舉了個例子，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孟子·離婁上》）男女之間不能手拉手，這是禮的規定。若在平時，小叔子去拉嫂子的手，就叫非禮；若嫂子掉進水裏，眼看要淹死了，小叔子就應該拉她一把，這就叫權變。你不權變，嫂子就隻有淹死。
將這種“權變”理論用在政治法製上，統治者製定政策時，就要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對策；一旦情況發生變化，對策也要隨之而變，才能適應時代的需求。
漢武帝繼位之初，漢朝內憂外患交織，典型的就是前麵講到的三大危機，如果他不實行有為之政，就無法消除這些危機。他在儒家“尊王攘夷”的理論武器指導下，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在他五十歲以前，基本解決了匈奴犯邊、豪強橫行、諸侯坐大這些危機，讓泱泱大漢帝國在東方崛起，完成了曆史賦予他的重任。
然而長期的對外戰爭和對內的高壓，必然為國力和民心所難承受，漢武帝在五十歲之後本應進行政策轉變，但他被消滅匈奴的夢想所牽引，一直不願放棄大有為之政，直到後來太子自殺、李廣利投降匈奴，他的夢想才徹底破滅，同時他也徹底清醒，頒布《輪台罪己詔》進行自我批評、進行政策轉換，這正是他運用儒學“權變”思想的妙筆之作，令古今之人歎為觀止。
大家熟悉在權力更替中有個說法，叫做“扶上路，送一程”。漢武帝用給霍光送畫的辦法將劉弗陵確立為政治接班人；又用《輪台罪己詔》的形式確立了守文富民的政策方向，算是把劉弗陵“扶上路”了。但對年僅五六歲的新太子人選，還得“送一程”才能順利完成政治交接呀！那漢武帝又是怎樣做到“送一程”的呢？
在這一環節，漢武帝主要做了兩件事。
首先，使國家走上發展道路。
漢武帝發布《輪台詔》的同時，還特意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意思是你這個做丞相的要帶頭，“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漢書·食貨誌》注文），要大力宣揚與民休息的政策，讓老百姓過上富足的生活。從此以後的工作重點就是發展農業生產，千萬別再折騰了。
隨後，漢武帝還任命農學家趙過為搜粟都尉，負責農業技術的改進。趙過總結前人經驗，發明了“代田法”，還發明了一整套新式農具，漢武帝將其在西北邊郡、河東、弘農、三輔等地區推廣開來，使得農田畝產量大為提高，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武帝時代是農業社會，要講發展；現在是工業社會、信息時代，同樣要講發展。時代在變、經濟形態在變，但其中的一些道理卻是千古不變的真理！那就是：“發展才是硬道理。”
漢武帝的這一安排，就是要讓整個國家在他活著的時候就走上平穩發展的道路，為劉弗陵上台後繼續推行富民政策減少阻力。
其二，掃清權力障礙。
漢武帝立劉弗陵為太子的想法已公諸於眾，他擔心自己死後，劉弗陵上台，母壯子少，會鬧出亂子來。為什麼母壯子少就非出亂子不可呢？我覺得這就是規律，可以稱作“二子現象”。一是帽子，幼主上台，母親風華正茂，很難耐得住寂寞；現在又是太後，誰也製不住她，難免給老皇帝搞頂綠帽子戴上，出現淫亂後宮的現象。二是位子，雖然漢武帝給劉弗陵安排了輔政大臣霍光，但自己死後，劉弗陵是聽母親的呢，還是聽霍光的？從人類情感來講，“母子連心”，小皇帝肯定是聽母親的。太後掌握了發號施令的大權，等於搶占了九五之尊的位子，太後專權勢必出籠。
如何解決這個隱患，漢武帝頗費腦筋，史稱他“猶與久之”，猶豫了很久。最後他痛下決心，決定讓自己心愛的鉤弋夫人從這世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