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伊薩利這個美國人襲擊郵局時，陪審員們，也就是普通的人都無法認定他有罪，他們曾猶豫不決。這一事實說明，就整個人類而言，廣島是他們產生共同負罪感的根源。
如果，這裏出現一個極其殘暴的殺人犯，而導致他犯罪的根源則是因廣島被炸而產生的絕望感。我們又有誰會有正視這一罪犯的勇氣呢？而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卻未曾出現過最能引起我們負罪感的罪犯。對此，我們不能隻稱之為僥幸。這種僥幸，隻有廣島人或者隻剩下絕望的人們，以他們那驚人的自製力帶給我們的，我們當永誌不忘。
如果那位死於白血病，沉著而穩健的青年，沒有利用兩年“假期”去勤奮地工作，而是成為一個罪犯，這即便是設想，也足以使我們平靜的心受到沉重的打擊。而實際上，青年卻克製著自己送走每一個工作日，並且得到了一個對他一往情深的戀人，甚至當他死後立即自殺，隨他而去。我們不應忘記，這完全是一個超出常識的人間罕見的結局，甚至可以說它是離奇的。
這位青年和他的未婚妻，如果他們成為狂人、罪犯或在道德上墮落，也隻能認為這是人類的正常舉動。因為他們是麵臨著最為深重、最為痛苦的絕望的人們。但是，他們未曾屈服，而是恬淡地保持著自尊，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然後默默地選擇了威嚴的死。
我常常在想，向廣島投下原子彈的美國軍事負責人，他們憑借著廣島市民的自我恢複能力和不使自己停留在悲慘狀態之中的人類自尊，才得以置原子彈帶來的災難於不顧的。但是，我認為還必須牢記的是，就廣義而言，我們人類也是憑借著這些盡管絕望但不屈服的原子彈受害者們的自製力，才得以使我們的良心獲得安寧。
當然，隻要我們對於來自廣島的消息不是充耳不聞，我們的良心就永遠不會安寧。在這次旅行歸來後，我必須將兩件耳聞目睹的事記錄下來。其中之一是１月１９日《讀賣新聞》晚刊的專欄文章。“‘給大家添麻煩了，我將按著上天的既定安排死去’。廣島的一個１９歲的女孩留下這樣一封遺書自殺了。１９年前當她還在母親體內時便遭到了原子彈的襲擊。母親在原子彈爆炸３年後死去，這個女孩因患原子病，從幼年起，肝髒和眼睛就不好。而且，母親死後父親也離家出走。現在她同７５歲的祖母、２２歲的姐姐和１６歲的妹妹，４個弱女子在艱難度日。姐妹３人中學畢業之後，為生活所迫不得不立即參加工作。這位女孩盡管好不容易拿到了原子彈受害者特別手冊，但卻無暇從容住院接受治療。雖然國家在治療方麵采取了對策，但生活卻不允許她安下心來接受精心治療。這恐怕也是原子彈受害者對策的一個漏洞吧！貧病交加的年輕生命深感自己已經精疲力竭，便決定‘按照上天的安排’死去。‘按照上天的安排’，其背後包含著多少無以言狀的東西……”
另一個是來自築豐煤礦的消息。築豐在日本消費生活繁榮的時代，是一個存在著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地方。這裏住著許多似乎是被廣島趕出來的移民，其中可能還有一些女性，由於原子彈爆炸失去家人，因而從事著社會最底層的職業。在這裏，為了編寫原子彈氫彈受害白皮書，無論怎樣有效地開展全國性調查，總有幾名廣島女性躲藏起來，不肯透露姓名。
我們這些身居廣島之外的人們聽到這一傳聞，雖然會感到瞬間的酸楚和醒悟，但這種意識很快便會消失。而身在廣島的人們，除了那些原子彈受害者，或許也和我們抱有同感吧！
順便提一下，當廣島的那位青年因白血病死去，他的未婚妻緊隨其後自殺身亡的同一時期，東京曾舉行了一個授勳儀式。將勳一等旭日大綬章授予了美國空軍參謀長卡爾奇斯·E·盧默大將。他是一個曾在現場參與策劃向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的人物。關於這次授勳，據說政府負責人是這樣解釋的，他說：“我的家也曾在空襲中被燒毀，但這已經是２０年前的事了。即或我們將恩怨置之度外，向轟炸過日本各城市的軍人授勳，豈不更能說明大國國民的寬容與大度嗎？”這種麻木不仁，已經是道德的墮落。在廣島人的眼裏，它是一種最為厚顏無恥的背叛。我們對於政治家或官僚們的道德觀實在是過分寬容了。隻要他們沒有貪汙，新聞界就不會對他們的這種道德墮落進行攻擊。然而，說出這種話的政治家們正是最卑鄙的。
在原子病醫院資料陳列室旁邊的一個房間裏，我邀請重藤博士、《中國新聞》社論委員金井先生、雜誌《廣島之河》的編者小西信子，還有在市內私人醫院做事務員的年輕的原子彈受害者村戶由子等四人，舉行一次電視討論會。這四位可以說是真正的廣島人，也就是能從本質上代表圍繞著廣島的原子彈爆炸而存在的諸多問題的人。我來廣島主持這次討論會。
除村戶之外，其他人我們都曾多次見麵。我撰寫這本《劄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介紹他們的人生觀和對事物的看法。電視短片可以反映這些人們在工作中的最新成就。我為能夠參加這次討論會而感到欣喜。同時，我還感到幸運，我能夠第一次聽到村戶這位毫不屈服的原子彈受害者的典型發言，並將它記錄下來。
原子彈爆炸時，村戶隻不過是個小孩。疤痕改變了村戶的麵容，當她長大之後，每一天的希望就是想看看自己往日那未曾受傷時的麵容。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希望找回“失去的美”。不是為了健康，隻是為了找回“失去的美”，她曾接受過多次手術。手術的結果使她認識到“失去的美”將永遠失去，再也尋找不回來了。於是她便作為將自己關在廣島家默默生活，麵帶疤痕的無數女孩中的一員，開始思考今後的生活前途。
這種對失去的往日的向往和隨之而來的絕望，會使人一步步走近精神崩潰的邊緣。而且處於這種危機狀態下的人，在廣島無疑是為數眾多的。我們並不擁有任何積極的手段，足以將他們從瘋狂和自殺的狀態中拯救出來，我們隻能是衷心地希望他們擺脫瘋狂，不去自殺而堅強地繼續活下去。
村戶是怎樣將她自己從由於過度的瘋狂和絕望而企圖自殺，以及近似神經症狀的隱居狀態中解救出來的呢？使她回心轉意的是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的第一次集會。在那裏，她有了一個最基本最本質的發現，那就是“正在受苦的不止我自己”。我曾多次聽人們說，第一屆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它使在原子彈爆炸後，度過了黑暗、漫長而沉默的日日夜夜的廣島人第一次獲得了發言的機會，這對於原子彈受害者們來說具有何等劃時代的意義！它給予原子彈受害者以人類自我恢複的契機，同時，也為日本和世界從事和平運動的人們指明了奮鬥方向。我作為一個局外的旁觀者，很難對和平運動的曆史做出客觀的評價。而事實隻是在於，如同第一屆大會這樣，使原子彈受害者體驗到人類的變革，這種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其性質正在逐步發生變化。有人認為從中發現了某種頹廢，這決不是毫無根據的批評。當然，頹廢並非來自原子彈受害者一方。
借此機會，村戶從沉溺於過去拒絕同現實社會溝通而隱居起來的近似神經症狀的狀態下醒悟過來，能夠麵對現實與未來。她在原子彈受害者的和平運動中參加部分工作，並曾去國外旅行。在法國，她會見了臨終前的居裏夫人。不久將被白血病奪去生命的居裏夫人，當時曾對村戶等所謂的原子彈受害少女們說，你們即便保持沉默，我也理解你們的所有痛苦。這些被稱為原子彈受害少女的人們，她們都同村戶一樣重振精神，戰勝了對“失去的美”的懷念和對毀了自己麵容的疤痕的厭惡和羞辱。我們必須認識到，敢於登上講壇沐浴光環的她們，就是有過重振精神體驗的人們，而且，她們也是堅持這種精神，敢於接受原子彈受害少女稱呼的人們。包括村戶在內遭受原子彈災害的和平運動參加者們的意誌就是“決不能再讓別人嚐受自己曾嚐受的痛苦”，這是重藤院長和村戶的共同語言。原子彈受害少女和居裏夫人的心無疑是完全相通的。
關於這一天要在電視中發表談話的事，村戶直到最後還在猶豫。這說明，她的回心轉意並非是教條的、一成不變的，她的每一天總是在不斷克服困難中度過。當電視觀眾們看到那副洋溢著美好憧憬的嚴肅麵容時，一定會為之感動。村戶所說的“失去的美”，道出了廣島所有受到疤痕傷害的女孩們的心聲。如上所述，無比威嚴的原子彈受害者們在同原子彈所帶來的災難進行著如此正統的鬥爭。而廣島的原子彈醫療工作，隻有成為這場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時，才有可能更為有效地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