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我們不難發現大江健三郎的獲獎，在偶然性中存在其必然性。其理由是：（１）日本的文化大背景，首先是十分尊重和執著傳統，其次是熱烈憧憬外來文化，有消化外來文化的堅實能力和豐富經驗，創造了吸收外來文化的“衝突·並存·融合”的文化模式。這樣的文化環境培育的作家，既是日本的、東方式的，同時也是世界的、現代的。這樣的作家獲得世界的承認，就不會是偶然的了。（２）大江雖然受到薩特和加繆的存在主義的影響，但他吸收存在主義的技巧多於理念，即使是吸收它的文學理念，但也加以日本化了。比如，大江文學既貫穿人文理想主義，致力於反映人類生存環境的改善的題材，又紮根於日本民族的思想感情、思考方式和審美情趣等，並且經常強調他寫作是麵對日本讀者。我們從他經常反映的兩個主題——核威脅和殘疾問題——就可以看出這一點。（３）大江學習西方文學技巧的同時，非常強調“民族性在文學中的表現”，他在頒獎儀式後的晚宴上的致辭還提及，他先前對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語》不感興趣，現在他重新發現了《源氏物語》。並且，他在創作實踐中貫徹這種思想。比如，他的獲獎作品《個人的體驗》、《萬延元年的足球隊》運用了日本傳統文學的想象力，以及日本神話中的象征性。它們立足於現實，又超越現實，將現實與象征世界融為一體，創造出大江文學的獨特性。尤其是文體和語言都是純粹日本式的。正如一位文學評論家指出的：大江健三郎和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所使用的文體和語言是最日本式的。總之，大江文學具有特殊性、民族性的同時，又擁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意義。
我與月梅、中忱和徐曉等同誌策劃主編這套“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全五卷），就是為了彌補過去翻譯介紹大江文學工作的不足，同時向讀者提供一次借鑒和學習外國優秀文學的機會。我們的設想，承蒙光明日報出版社及總編輯張勝友先生的理解和全力支持，並且榮幸地獲得大江健三郎先生親授版權和北海學園大學人文學部教授、著名比較文學研究家千葉宣一先生擔任顧問，傾以巨大的熱情，促成此項工作順利進行，同時經過編委會全體同仁和譯者同仁的共同努力，這套作品集才得以在短時間內與讀者見麵，在此謹向上述諸先生和同仁一並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