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更真實的原因呢？因為小梅跟小宋微妙小孔也就跟小宋微妙了？還是真如人們分析的那樣，小梅不羅羅兒小孔了是他搗的鬼？都有可能的。
我一上班，小孔就提醒我：“你可千萬要注意這個小宋啊，這家夥最陰了，你十個老劉加起來也玩兒不過他，他能把全廣播局的人都操了！”
小宋雖然也吃長了毛兒的煎餅，但他經常回家，眼下春耕大忙時節，他就又回去了。
編輯部另一位編輯是個老同誌，叫辛有餘，外號“心有餘悸”。他是五十年代我縣小有名氣的三大筆杆子之一，曾在《農業知識》小雜誌上發表過《勝利百號大地瓜的栽培技術》和《六六六粉並不是試驗了六百六十六次》之類的小文章，據說光稿費就買了一輛國防牌自行車。他還認識從沂蒙山出去的娃娃詩人苗得雨，《李二嫂改嫁》的作者王安友。他最早在農業局當技術員，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成了黑幫，下放農村十幾年，落實政策之後就安排到了廣播局。我小時候曾聽說過他，但沒見過麵，待見了麵之後就很失望。這是整個身心都萎縮了的老人，從他身上你可以看到昔日坎坷的印記。他耳聾背駝，還積極要求上進，每天都是第一個上班，忙不迭地掃地擦桌子夾報紙，對任何帶長字的都畢恭畢敬，據說見了團小組長也鞠躬。我第一次見著他的時候，他確實就給我鞠了一躬。他若偶而遲到一會兒，那就要解釋小半天，還掏出一張別人證明他幹什麼的條子給你。我就挺納悶：他是怎麼能開口要別人寫這類條子的。待稍微熟悉之後，他問我：“認識苗得雨嗎？認識王安友嗎？那年苗得雨來咱縣，我陪著他轉了三天嗯，跟老百姓一樣，蹲在炕頭上吃煎餅就鹹菜，一點架子也沒有！”你跟他啦半天呱兒話題轉了好幾個之後，他往往還按第一個話題說：“嗯，蹲在炕頭上吃煎餅就鹹菜不假，是在青楊行民兵英雄左太傳家吃的呢！天怪冷！”
我到廣播站之前，一直是辛有餘臨時負著責。小孔說：“寧給英雄牽馬，不給狗熊當老爺”估計就是說的他，意思是在他手下工作格外受氣窩囊憋屈得慌。我把那個姓唐的與我打電話的記錄登在小內參上，他看了之後就說是：“到底是部隊上回來的同誌啊！”
那些家裏有責任田的單職工們陸續都回來了。他們統統都黑了些瘦了些。那個老李說是：“操它的，簡直累毀了堆呀！原先的水利設施也破壞了，澆地也走後門兒！毛主席要活著能氣得夠嗆！”
那個老張就說：“有本事把老婆農轉非呀？轉了非你養得起嗎？還嫌累呢，潮一樣！”
王局長回來的當天找我談了兩件事兒。一是據個別公社黨委書記反映，咱們有些通訊員在下邊采訪牛皮烘烘，縣級幹部似的要吃要喝，這可能就與你說的“你若采訪地位比你高的人，要讓對方覺得你的地位比他還高”有關。你那些話跟新聞記者談可以，跟下邊的業餘通訊員說就不一定合適，你不知道他們是什麼層次啊。二是在小內參上登那個電話記錄的問題，也有點輕率。部長已經跟你解釋了，就沒必要再登，這樣一登比通報批評還厲害，就會帶來些副作用。
我問他：“你剛從家裏回來怎麼一下聽到這麼多反映啊？”
他笑笑說是：“別忘了，你是作家啊，是小縣城的名人啊，你說任何話幹任何事情都會傳得特別快，外邊兒還傳說你每天早晨啃兩個豬蹄兒哩！”
“簡直是扯淡呀，我到哪裏天天啃倆豬蹄兒去？”
“也許你沒啃，隻是說過，比方說‘天天啃它倆豬蹄兒不錯’，人家聽見了，就會給你傳，人家傳也沒什麼惡意，隻是隨便那麼說說，玩玩兒，娛樂一下。”
他這麼一說，我就覺得確實好像在哪裏這麼說過。幾年之後，小縣城裏有人傳“縣裏的幹部忙換車，鄉裏的幹部忙吃喝，村裏的幹部忙賭博”又是“沂蒙山鄉鎮一級的幹部都一個臉模樣，臉上的肉都橫向長，這與他們天天肥吃肥喝無節製和經常板著臉孔訓人有關”，說是我說的。他們忘了是聽誰說的了，尋思尋思覺得還是聽作家說的比較合理，就將發明權拱送給我了，我也覺得確實好像在哪裏這麼說過，不好研究的。
我就有點小壓力，尋思自己上班不久就有這麼多群眾反映，以後還怎麼進步啊？王局長就安慰我：“這地方群眾反映特別快特別多不假，以後注意就是了。”
四、你有我也要有；有技術沒理論；你以為有情況，實際沒情況；請客等於要人送禮。
相形之下，機務股的人互相之間就不怎麼微妙。機務股三個人，兩男一女，郝副局長、老李和小賢。郝副局長是以工代幹的副局長，兼著機務股的股長。他從來不把自己看成是局級幹部，而隻看成是股長。他的辦公桌也不在局長辦公室，而是在機房。局裏不管開什麼會，隻要讓他講話，他說著說著就站在了機務股的角度，我們機務股怎樣怎樣，你們編輯部如何如何。他還經常跟別的股攀比為機務股爭福利呢，他說是：“編輯幹的就是寫稿子的工作，為本站寫稿還拿稿費，那我們幹機務的也要拿個平均數。”
小孔說：“你當局長的還鬧本位呀？”
他嘿嘿一笑：“我忘了，我忘了我是副局長了。其實咱也就是個股長的水平，再說編輯拿稿費確實不合理是不是？我這個人有啥說啥，不像你們搞文字的喜歡拐彎抹角！”
小孔說：“稿費才有多少？一篇廣播稿一塊錢，十篇稿子才十塊。你們呢？發工作服發手套發雨衣，連手電筒也發，我們有嗎？”
他說：“要不，就都發，你們也發工作服，我們也發稿費！”
他這個意見很好統一，馬上就按他說的辦了。
會計問他：“這筆錢從哪裏出呢？”
“從廣告收入裏出怎麼樣？”
“怎麼下賬呢？”
“預算外支出。”
“誰簽字呢？”
“當然是王局長了，一把手管財務嘛！”
王局長笑笑：“大夥兒撈好處，我一人犯錯誤。”
老李說：“毛主席教導我們，不要怕犯錯誤嘛！不要怕丟烏紗帽掉腦袋老婆離婚什麼的嘛！”
大夥兒就哈哈一陣笑。
郝局長當過幾年通信兵，技術上很有一套。他將原先直播的那種廣播設備改成了自動控製，減少了不少工作量。每天播音員錄好音，接上兩次天氣預報，沒事兒了。機務員把錄音帶一掛，也沒事兒了。一切都由自鳴鍾控製。一到播音時間，機器自動地就開了；指針指到某個地方，機器又自動地關了。轉播中央台、省台的調頻機也按同樣的原理實現了自動控製，使我站成為整個沂蒙山區廣播係統第一個實現自動化的單位。他幹的這件事在當時應該算是個不小的革新成果，說是自學成才的典型也可以。但他說不出多少道道兒，人家問他是怎麼搞的，他指著那些設備說：“這個地方是這樣，啊，這樣之後再這樣，到了這裏就成了這樣了。”他畫的圖紙也隻有他自己能看懂，當然也不會寫材料。上級有關部門看了之後，非但沒給予應有的重視和獎勵，還讓他注意克服保守思想。隨後就有話傳出來說他：“老中醫似的，把現代科學技術當成他自己的，企圖傳男不傳女的家傳下去。”
王局長就說你：“他平時經常忘了自己是副局長，上級來檢查工作的時候，你怎麼就擺起副局長的架子了呢？你不知道你這個副局長有多大是不是？檢查組的任何一個人都比你官兒大，你還拍著組長的肩膀要他‘好好幹，咹？’呢！跟上級說話怎麼能‘咹’？”
“那不是顯得親切點嘛！”
“有你這麼親切的嗎？你知道那個組長是誰？是省廣播電視廳的副廳長！跟地委副書記一樣大，你怎麼能拍他的肩膀？你是省長嘛差不多！”
你怎麼不早說呢？
“你沒看見縣長書記的都陪著嗎？”
“看來咱確實不是當官兒的料啊！”
他平時老強調“咱也就是個股長的水平”，估計就與這事兒有關。
那個老擔心“毛主席要活著能氣得夠嗆”的老李也是個無師自通的角色。他原是外線工，廣播線路下放到各公社放大站之後就來局裏搞了機務。凡是帶響兒的機器他統統能修，電視機也修得不錯。他四十七、八的年紀，眼睛色迷迷的，說話甜兮兮的，水蛇腰一彎彎的，走到哪裏哪裏就有笑聲。他喜歡抬杠，他說：“‘清早船兒去撒網，晚上回來魚滿艙’，要是中午艙就滿了呢？還非得晚上回來不可呀？”“怎麼？那個唐叭狗還讓咱寫檢查？這些東西耍起官威來就會讓人家寫檢查，不懂個唯物主義辯證法，毛主席要活著不毀他個婊子兒的！”當時廣播站給人修收音機還不興收費，他給人家修的時候就連煙也不抽人家的一支。有時某個小零件壞了，他還偷偷拿公家的給換上。郝局長發現了當然要批評他，他就說郝局長不懂個唯物主義辯證法。他這麼三羅羅兒兩羅羅兒就把偷換公家零件的主題給走了。他的人緣兒就不錯，那個小賢就經常給他看手相。
小賢是工農兵大學生，已經結婚了，愛人在一個公社獸醫站當站長。她的形象屬於丈夫們比較放心的那一種。老李說：“乍一看，小賢有點醜，再一看就不醜，時間長了，哎，覺得還挺好看！”
小梅說，“你看老母豬看長了也不覺得醜。”
老李就說：“這是什麼話！不懂個團結起來力量大，唯物主義辯證法。”
小賢的業務水平比較差，郝局長和老李在股裏經常訓她：“你這個大學生是怎麼當的，咹？連個二極管兒也不認識？”
她也不在乎：“人家不是沒看清拿錯了嘛！”
她在他倆麵前就跟小徒弟似的，顛兒顛兒地跑前跑後拿這拿那。
但對外他倆卻經常誇獎她。說她很勤快，沒有大學生的架子，能跟工農同誌打成一片，事業心也很強，“屬於職業婦女型。嗯，雖然不怎麼漂亮，但理論上很有一套。職業婦女一般都長得不怎麼漂亮。”他們股裏年年評先進就都有她。
小賢為了表示能跟工農同誌打成一片，抑或是為了表明她在他倆麵前並不是小徒弟，她經常跟他倆開玩笑，有時還開得沒深沒淺。郝局長往往不跟她開，老李跟她開。她給老李看手相的時候，先叫他一聲：“老李呀！”
老李裝咬舌子的：“叫我壓（咋）呀？”
“不著調呢！坐這兒！”
機房裏有張床，平時放些待修的收音機之類，他三個開會閑啦呱也坐在那上麵。伸著腿，倚著牆，牆上就有三個烏黑的後腦勺印兒，兩大一小，兩高一矮。顯得很融洽、不微妙。
郝局長不在場的時候，他兩個也這麼坐著看手相。三看兩看他的手就在她胸脯上蹭一下，他說是“全世界就數這地方溫暖嗯。”
小賢就打他一下：“你這個壞家夥呀，真是壞家夥！”
要麼，就在她腿上捏一把：“怎麼長的！不好好吃飯，就是這地方還有點肉！”
小賢說：“吃不胖呢！”
“不見前年秋月朗，定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門外響起夏青味兒的朗誦聲，小宋來了。小宋擠擠巴巴地往床上一坐，也要小賢看手相。小賢說：“褪雞毛的手，誰屑看呀！”
小宋涎著臉說：“作為一個公家女人，你不能光給老李看，不給咱看！”
小賢就有點惱：“誰是公家女人？公家女人整治得你屁滾尿流。屁顛兒屁顛兒地給人家褪雞毛剝兔子皮翻豬大腸兒，抱著棍子給人家推碾壓豆麵兒。你一點咒念沒有，還跑到這裏找便宜呢，滾一邊兒去！”
小宋訕訕地站起來說是：“操她的，還真是邪門兒咹？凡是對人家的男的厲害的女人，對自己的男的都不錯。那個公家女人可疼她男的了，平時一點兒活不讓他幹，回到家就給他做好吃的。還吃‘霸王別姬’呢！自己有病發燒還給他吭哧吭哧地洗衣服呢！”
老李說：“凡是做了虧心事的女人，對自己的男人也不錯。”
小賢就說：“什麼邏輯！”
小賢跟我是鄰居，我到廣播站兩個多月還沒見過她男的一次。有天晚上，我正躺在床上似睡非睡，就聽牆那邊兒“咕咚”一聲。從聲音上判斷，跳進個人去是肯定的。我忽地坐起來，看好了一根棍子，準備著那邊兒有異常情況時好跑過去援助。我愛人說：“你神經兮兮的幹什麼？”
我說：“那邊兒跳進去個人，不會是小偷兒吧？”
她很有把握地說：“是她男的！”
“她男的沒有大門上的鑰匙？幹嘛不走門口要跳牆呢？”
“那個人每次回來都這樣，神出鬼沒的，老給她個出其不意，好發現點什麼。”
“你怎麼知道？”
“都這麼說嘛！”
確實也就沒再聽見那邊兒有什麼異常動靜。
還真是她男的。第二天那個獸醫站長就來我家串門兒了。他人很漂亮，配小賢綽綽有餘。也很熱情，說是：“溫鍋的時候沒能趕回來，這次送您點小禮物。”他從兜兒裏掏出個紙包遞給我，挺神秘地說是：“別讓嫂子看見！”
我問他：“是什麼？”
他說：“是牛鞭，不好弄。”那神情好像早就跟我熟悉似的，也像咱有需要吃那種東西的病托他弄的似的。
我說：“這怎麼好意思，怪貴吧？”
他說：“有啥不好意思的，遠親不如近鄰嗯。這東西雖然不好弄，但不貴。老百姓不認這玩意兒！”
說起話來的時候，他就管廣播站叫文藝單位。他說：“文藝單位的人挺複雜是吧？”
我說：“文藝單位可能要複雜一點，但咱們是新聞單位，還看不出有多複雜！”
“那還不是一個性質？都搞宣傳。”
“咱們是黨的喉舌呀，講究個嚴肅性；文藝單位就不叫黨的喉舌，而是講究活、活潑！”
“可是都容易犯錯誤！”
“現在又不搞運動了，犯什麼錯誤？”
“政治方麵的錯誤不犯，別的方麵的錯誤也得犯！”
“這就看咱們個人了。個人要犯，在別的單位也能犯！”
他又強調了幾遍“遠親不如近鄰”之後就走了，我留他喝兩杯，他說：“不了，有時間正兒八經地跟你喝！”
此後，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神出鬼沒早出晚歸，白天很難看到他。我跟我愛人說：“隔壁這家小日子過得還怪有意思哩，不時地就來點小刺激，像個小說的題目：來了走了，走了來了。”
我愛人說：“還有意思呢。你沒去她家看看哪，跟豬圈似的，像個過日子的樣兒嗎？小賢也是不注意，跟男同誌接觸粘粘糊糊，沒事兒也跟有事兒似的。”
有個星期天的白天，我又看見獸醫站長了。我跟他打過招呼之後，回到家想讓我愛人準備點好吃的，請他過來喝兩杯。上回人家送我兩根牛鞭，一直沒找著禮尚往來的機會，心裏一直有個事兒。另外溫鍋的時候別人都來了，就是郝局長沒來，這回也順便請請他。不想我愛人堅決不同意，她說：“你是真不懂，還是假不懂？”
我說，“怎麼了？”
“你知道上回溫鍋的時候，郝局長為什麼沒來？”
“不是給他丈母娘做生日去了嗎？”
“你拉倒吧，他是怕來咱家喝酒要提溜東西，躲了。”
“是咱請他喝酒，誰要他提溜東西來著？”
“縣城裏就這麼興！你見誰到人家喝酒空著手過？那天小賢她男的說‘有時間跟你正兒八經地喝’這個正兒八經是什麼意思你知道不知道？那就是等他提著很多東西來之後再跟你喝！”
“還有這種講究啊？我還真不知道哩！”
“就跟你不是沂蒙山人樣的。”
“這麼說，以後不能隨便請人來喝酒了？”
“那當然，你一請就等於是向人家要東西！”
“提前打好招呼，不要人家提溜東西也不行嗎？”
“那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怎麼才能讓人家不提著東西來喝酒呢？”
你若真想請人來喝酒，可以隨便找點活讓他們幹，幹完了，順便留下來喝就是了。
“還真是麻煩！”
“所以‘菜好做客難請’嘛！”
“哎，你聽誰說溫鍋那次郝局長躲了？”
“這你就甭管了，反正好幾個人都這麼說。”
那個星期天，因為一時找不出什麼活讓獸醫站長幹，小酒也就沒跟他喝成。再說你請人家喝酒，還得讓人家幹活，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盡管我是沂蒙山人，也還是不適應。
五、友情重，親情薄。公家人兒有優越感，懷疑農村人熱情有企圖。公家人兒與農村人有隔膜。
小縣城的格局是這樣：以廣播站所在的那座小山為界，山之南是老城區，全是些剛轉成城鎮戶口的坐地戶。這些農民式的市民或市民式的農民，操地道的沂蒙山口音，幹蔬菜供應及飲食服務方麵的營生，既敦厚又狡黠。山之北則是新城區，全是縣直機關及各部委辦局的辦公大樓及家屬區，這些人來自縣內外甚至省內外，操著沂蒙山化了的南腔北調，做著開會、打電話、作決定及寫材料之類的工作。既品嚐著城市的文明，又享受著農村的實惠；即洋氣，又傳統。這兩部分人除了在市場上打交道之外平時很少有來往。當然也不時地有矛盾發生。打起架來的時候，南邊兒的人成幫，北邊的人不成幫，故北邊兒打不過南邊兒。北邊兒的人管南邊兒的人叫地頭蛇；南邊兒的人管北邊兒的男的叫公家豬，管女的叫公家的女人。春天的傍晚裏，南北兩部分都有些人要到沂河邊去，北邊兒的人是去河邊散步，南邊兒的人是去菜園幹活。
我跟我兒子也常到河邊去，我們在那裏放風箏。服務部有人去外地進彩電，給我兒子捎回來個可以折疊的塑料風箏。那種風箏不知造型有問題還是份量太重，在別的地方不太容易放得起來，在河套裏就放得比較好。北邊兒的人見了，說是：“嗬，還有這種風箏！”南邊兒的人見了就問：“多少錢買的？”
廣播站離沂河有二、三裏，你不能天天都去那裏放，我兒子的興致還不減，我們就到廣播站後邊兒的山頂上放。山頂上有一座三十多米高的自來水塔，水塔上有我們廣播站扯的一些插轉機的放大天線和高音喇叭。放著放著一不小心風箏線纏到天線上了，纏得還怪牢固，拽也拽不下來。老張在院子裏看見了，跑到山頂上說是：“怎麼在這裏放？潮一樣！”說著就要往水塔上爬。我說：“算了，這麼高，為個破風箏上去下來的不值得。”他說是：“怪可惜的，以後上去修喇叭的時候再取下來。”
那個風箏就固定到天線上了。風大的時候它飄著，蝴蝶似的；風小的時候它揚著，彩旗似的。而山頂上永遠不會沒有風的，它就顯得很飄逸，很舒展。
老張原來跟我舅一個莊。他種完地回來，跟我說是：“你舅讓我給你賠禮了。”
我說：“賠什麼禮？”
“你母親去世得早，你小時候你舅也沒管過你，他覺得很對不起你，現在想見見你，還怕你給他下不來台！”
“他要想見，來就是了。他怎麼知道我會給他下不來台呢？”
“他聽說你是作家，說話很刻薄，拿著挖苦人不當個事兒，不敢來呢！”
“我抽空兒去看他吧！”
“你舅讓我問問你，清明節你回不回家上墳。你若回去，他也去，一塊兒見見麵！”
“你給他捎個信兒吧，清明節我回去！”
老張不提我還忘了有這麼個舅。打我記事兒起，我從來沒見過他，當然也就沒什麼感情。我檔案中任何表格的社會關係一欄裏也沒有他的名字。
我之所以對他淡漠，是基於這件事：我母親去世後的頭幾年，我姥娘每年都要來看我們幾次。有一年秋天，我姥娘正在我們家招呼著我姐姐拆洗棉衣，我舅來了。他一進門就對我姥娘說：“我尋思著你就到這裏來了，人都死了，你還老來個什麼勁兒，不知道家裏忙不過來嗎？”說著就牽出土改時分給我們家的小毛驢讓我姥娘騎上，牽走了。牽走了就沒送回來，我父親也沒再去要。從此就沒再來往，後來我姥娘去世，他也沒捎信兒給我們。
清明節，我們一家三口回去掃墓，我跟我姐姐說起這事兒，我姐姐說：“咱舅肯定不來！”
“他說好要來的！”
“你有點名氣了，像當了多大的官兒似的，他這麼跟別人說說，表示跟你有點關係就是了，並沒有實質的意義。他讓別人捎信兒，是讓人家知道他跟你真有關係，而不是瞎吹！”
“那我就去看他！”
“你要真去看他，他就會躲了。”
“為什麼？”
“你不知道他的脾氣，他特別古怪，他過去也給我捎過多少次信兒，我真去了，他就躲了。”
清明節這天，他確實也就沒來。
關於上墳這件事，我姐姐說，你要上，就須每年都回來上，你不能想起來就上，想不起來就不上。你在外邊兒，不可能逢年過節生日祭日的都回來上，那就不要老惦著這件事兒，你有這個心就行了。我當初嫁在本莊，一是要照顧你，二是要上墳。我每次去上墳都提到你，都說紙錢是你送的，你在外邊兒混得不錯，他們九泉之下隻管放心就是。
這兩件事，我當初都很以為然，以後也就沒再回去上墳和看我舅。可當我離開小縣城過起了真正的城市生活之後，有時思想起來就覺得不對了。淡漠親情，其實還是一種公家人兒的優越和懶惰啊。這是我的不對，順便在這裏說一下。
那次我帶著老婆孩子回去，老實講，心裏確實就有榮歸故裏的那麼一種感覺。這也說明咱確實是小家子氣啊，一個股級幹部就榮歸故裏了？可當時就是那麼個心態。一個跟我同村的小學到中學的同學見了我就說：“讓你挖著了（賺了便宜）哩！”
我說：“怎麼挖著了？”
“你在部隊當軍官，轉業回來當幹部，還不挖著了？”
我說：“我在部隊當軍官是吃苦拚命幹出來的，你以為部隊的軍官就那麼好提呀？咱又沒有後門兒？你幾個孩子？”
“三個！”
“我一個。你多大結的婚？”
“二十三！”
“我是二十八，這說明我在部隊吃苦拚命的時候，你正在家裏老婆孩子熱炕頭地享受天倫之樂，還有比孩子更寶貴的嗎？你都比我多兩個！這樣總算起來，你說誰挖著了？”
他就說：“嘿，你可真會讓人心理平衡，說起來都不容易就是了，不容易，嗯。”
他走了之後，我愛人說：“怪不得咱舅不敢見你呢，你說話還真是怪刻薄哩。人家就說了那麼句話，你還沒完兒了呢！”
我說：“我這個同學氣性特別大，當初我學習比他稍好點兒，他就難受得要命。最後氣得他沒畢業就下學了，回到莊上修鎖修手電筒給豬打針，老想幹個脫產的工作。我那麼說是讓他心理平衡一下。”
我愛人就說：“我看你就是怪脹飽，你二十八歲結婚有什麼了不起？”
我愛人不是沂蒙山人，她是個下鄉知青。她對沂蒙山裏的人情世故方言土語比我知道的還多，劉乃厚對她就特別佩服。她每次回來，劉乃厚總要來看她。
我愛人是紅衛兵串聯的時候第一次來我們村的，和她同來的還有她的幾個同學。劉乃厚在大隊當保管員，當時正在大隊部門口蹲著，見幾個外地的學生朝他走來，就站起來說是：“同、同誌們辛苦了，屋裏歇會兒，抽袋煙！”
後來成為我愛人的那個女孩子掏出一封髒兮兮的介紹信給他：“這兒是釣魚台吧？”
劉乃厚說：“是釣魚台不假！”他接過介紹信看了看，是“希沿途各地免費予以解決食宿為盼”。就說：“還為盼呢，盼啥？甭盼，來就是了。”說著將他們讓進屋，麻利地生火燒水提壺涮壺，透著經常招待公家人兒的一種熟悉和幹練。
說起話來的時候，劉乃厚問那幾個學生：“當前的形勢是怎麼個精神？”
其中一個男的說：“當然是大好了，不是小好！”
“牛鬼蛇神橫掃得差不多了吧？”
“還不能這麼說，革命無止境嗯。”
·“你們要好好踏上幾隻腳，千萬別讓咱國家變修了。”
我愛人笑了笑問他：“您是十四歲就當村長的老革命劉乃厚吧？”
劉乃厚一聽，挺驚訝：“是啊，你怎麼知道？”
我愛人說：“大名鼎鼎還能不知道！你一說話我就知道，我還知道勞動模範劉玉貞，支部書記劉曰慶呢，他們現在都怎麼樣了？”
“都挺好。玉貞大姑早就出嫁了，曰慶書記還當書記。哎，你是怎麼知道的？麵好熟啊！好像在哪裏見過！”
我愛人說：“你別胡亂猜，咱們根本沒見過，我是聽說的。”
劉乃厚就說：“嗯，知道我的人怪多不假，玉貞大姑到省裏開勞模會作報告的時候也提到過我，主要是跟敵人作鬥爭能講究個靈活性兒。”
“抽空兒給我們講講！”
“也沒啥好講的，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嗯。”
當晚，我們村就開起了社員大會。一是對這幾個學生表示熱烈之歡迎，二是請他們傳達毛主席接見的幸福之情景。完了，那幾個學生就唱《人人都說沂蒙山好》的歌，跳《北京有個金太陽》的舞。他們這樣唱著跳著的工夫，上點年紀的人就議論我愛人：“這閨女是怪麵熟不假，好像在哪裏見過。”
“我看像那年來咱這兒辦識字班的那個工作同誌曹文慧哩！”
“嗯，是有點兒像。越看越像。說不定就是她的閨女！”
後來大夥兒就知道她確實就是曹文慧的大女兒。
那幾個學生由劉乃厚陪著在釣魚台村裏村外地轉了個遍。他當然就不失時機地結合地形地物介紹一番他當年機智靈活開展武裝鬥爭的事跡。他那點事跡不少人都知道，無非是偷了日本鬼子的罐頭卻誤認為是炸彈，扔到村內的井裏了，害得全莊到村外挑水達三年之久。後來還是曹文慧讓人下去打撈出來，消除了大夥兒的誤解。他還領著他們專門兒看了那口井，說是：“看看，啊？就是這口井，有一定的文物性是吧？”
有個男同學問他：“聽說你當村長的時候什麼人都接待？甭管是鬼子漢奸來到就有飯吃。”
劉乃厚說：“那當然！你不招待把他們惹火了，血洗你一下子，那就不合算。三岔店不就讓他燒得夠嗆？三光？搞地方鬥爭可不能跟部隊樣的，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打完了就開拔。主要是講究個靈活性，嗯！”
看釣魚台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的時候，那幾個學生就有點失望，說是：“到處光禿禿的，連棵樹也沒有，就這麼個‘風吹草低見牛羊’啊？”
劉乃厚就為拿不出更好的風景給他們看而有點過意不去，說是：“那隻是一種理、理想，啊，我們要好好地抓革命，促生產，封山造林，綠化祖國！”
劉乃厚還領著那幾個學生到他家看了看。他家五個孩子，一色的男孩。其中一個還是兔唇兒。衣服是統統沒有扣兒，有的敞著懷，有的就用根草繩子紮著。他們進去的時候，劉乃厚讓那個兔唇兒“滾出去，沒有個禮貌性！”那個兔唇兒罵一聲“操你個娘的，來個人你就讓我滾出去，就跟我不是這家的人樣的。”就抄著手出去了。
我愛人問劉乃厚：“你幹嘛不趁著孩子小，去醫院給他做個小手術，把那個兔唇兒給補上？”
劉乃厚就說：“還要押金什麼的，怪麻煩。再說孩子多了，你不能個個都保證質量，總得出個把殘品什麼的。”
我愛人又問：“孩子們的衣服怎麼都沒有扣兒呢？”
他說：“那都是冬天穿的棉襖表兒，縫上扣子做棉襖的時候不好拆！”
他家的院子很大，房子很小，屋裏很黑。過一會兒適應屋裏的光線後，那幾個學生就都注意到地上不平，牆上有洇跡，就一張床，床上一條滾成了疙瘩的破棉被。我愛人又問他：“你一家七口怎麼睡呀？”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我在大隊值班，部分孩子到人家借宿。男孩兒潑辣，甭怎麼費心就能活。”
一隻瘦瘦的小癩皮狗趴在門口好奇地看看這個，看看那個，劉乃厚踢它一腳，它不好意思地哼嚶著走了。劉乃厚就讓他們在這裏多住幾天，趕明兒把這隻狗殺了給他們吃，“天冷了不是？天一冷吃了狗肉可補身子呢！”
那幾個學生就說：“你千萬不要殺，我們都不吃狗肉！”
不想當天晚上，有個男同學就拉起了肚子。劉乃厚嚇壞了，趕忙把支書劉曰慶找來，劉曰慶問他：“許是吃的什麼東西不衛、衛生？”
劉乃厚說：“就是吃了點羊肉，又吃了幾個柿子。”
劉曰慶就說：“那還不拉肚子？這個也不懂？年紀也不小了。”
劉乃厚趕忙就去拿藥，又讓老婆炒麩皮，爾後將發燙的麩皮包起來敷到他的肚子上。劉乃厚守了他一夜，趕到天明，那學生不拉了，眼窩兒卻一下塌下去不少。劉乃厚到底把那隻小癩皮狗殺了，煮了，讓那個學生吃了補肚子。
我愛人後來給我說這件事兒的時候眼淚汪汪的，我聽了也很受感動。最讓我震動的是，那個學生補好了肚子之後認為劉乃厚有問題，他是這麼分析的：“他為什麼對咱們這麼熱情？還殺狗什麼的？他如果沒有問題能對咱這麼熱情嗎？這裏麵肯定有鬼，他是做賊心虛故意表現得好一點兒。明擺著他那一年維持會長當得就有問題，還機智靈活呢！”
我愛人跟他吵架的時候，劉乃厚正從外邊兒進來，他還勸他們：“出門兒在外要注意個團結性兒，無產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不是？”
我說：“你這個同學還真不是東西哩！”
我愛人說：“他主要是不了解沂蒙山的農民，另外階級鬥爭的弦兒也繃得緊了點兒。”
後來一時興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我愛人就下到我們村了。她在下鄉期間，就將劉乃厚那個兔唇兒的兒子領到省城做了手術，給補好了。劉乃厚感激得不知怎麼辦好，那個兔唇兒回來就保鏢似的整天跟著她。再過幾年，當她跟我結婚的時候，那個兔唇兒乘婚禮上人多混亂之機，竟踢了我一腳，小兔崽子還挺複雜。
這個清明節我們回家，兔唇兒就來看我們了。他那個手術做得不錯，嘴唇上隻是有兩道小疤。我愛人說過補嘴唇的肉是從他大腿上割下來的，但膚色挺一致，不認真看還看不出來。按莊親的叫法，劉乃厚管我叫叔，兔唇兒當然就要管我叫爺爺。但他不叫我爺爺，光叫我愛人奶奶。叫得我愛人臉上紅撲撲的，故作莊重：“你爹身體好嗎？”
我愛人遞給他一根煙，他抽著說：“身體還行，挺能吃，他要來看您來著，沒讓他來。他光隨地吐、吐痰！”
我愛人說：“你這孩子，年紀也不小了，怎麼不讓他來？農村人誰不隨地吐痰哪！等會兒我和你爺爺去看他。”
“那我得回去打掃打掃衛生！”說完，跑了。
這時候，劉乃厚的老婆已經去世了，五個兒子中有四個已經結婚了，隻有兔唇兒還沒對象。我們去他家的時候，劉乃厚正在門口迎著。他的腰已經彎了，頭發全白，完全是一個老人的模樣了。他老遠看見我們就小跑著迎上來，恭恭敬敬地叫了一聲：“大叔大嬸來了？”我當時三十來歲，讓一個老人叫大叔，心裏有點過意不去。他彎著腰還想扶我愛人，但又不敢扶，兩隻手紮煞著護著她似的。我們在院子裏剛坐下，兔唇兒從外邊兒買了一盒煙回來，進門就訓他爹：“讓你燒點水燒點水嘛還這麼幹坐著！”
劉乃厚抬起身說：“就去燒、就去燒！”
我愛人說：“是我不讓你爹燒的，我們不渴！”
劉乃厚還是進屋去了。我愛人說兔唇兒：“你怎麼跟你爹這麼說話？”
兔唇兒嘟囔著：“老糊塗了他是！”
劉乃厚拿出些幹巴棗兒來。說起話來的時候，我問劉乃厚多大了，他掰著指頭數算了半天：“四三年我當村長的時候十四呢，今年是……”
兔唇兒沒好氣地說是：“五十三！”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是五十三不假！”
而他的形象六十三也不止。
我問他：“生活怎麼樣？”
他說：“還湊合！”
“家裏好像變化不大呀！”
“那四個孩子分出去了，他們家裏好點兒！”
“沒搞點家庭副業什麼的？”
“咱這裏能搞什麼家庭副業！”
“看來你家還是不富裕呀！”
他就說：“都三中全會了，還能說窮嗎？當前的形勢也不知是怎麼個……吭、吭……”他站起來找地方吐痰去了。
我心裏就一震：三中全會了，就不能說窮了嗎？
我愛人問兔唇兒：“你也沒出去找點活幹？”
“到哪裏找去呀？咱又不認識人！人家西魚台有個在縣裏當工會主席的，把他們莊的青壯勞力弄出去不少，都在縣城幹臨時工。”言外之意好像還嫌我也在縣裏卻沒給老少爺們幹什麼事兒似的。我愛人看我一眼，苦笑一下，再也沒吭聲。
我們在釣魚台呆了兩天就回來了。還沒到家，我那六歲的兒子就跑到山頂上去看他那隻掛在天線上的風箏。不一會兒，他氣咻咻地回來說是：“南邊兒的孩子真壞呀！”
我問他：“怎麼了？”
“幾個小孩兒用彈弓打那個風箏呢！”
“打就打唄，塑料的東西又打不壞！”
“礙他們什麼事了，他們打它？”
“打著玩兒唄，看著不順眼唄。哎，你怎麼知道是南邊兒的孩子？”
“看打扮還看不出來呀？老百姓模樣的！”
“可別惹他們呀！”
“我知道！”
六、商品觀念淡薄，有點能量即如魚得水，窮不說窮，一哄而起，犯個自由主義感謝你，文革遺風尚存。
我離開兩天，廣播站就發生了點小變化。辛有餘走了，隨之調來的是一個叫陶立堅的小青年。辛有餘走的時候，留了一封信給我，信中賦詩一首：餘被下放十五年，落實政策重見天。意識形態實重要，雖不對口亦欣然。來站工作近三載，實乃隔行如隔山。餘做農技尚勉強，怎好濫竽宣傳？年過半百耳又聾，常常給黨添麻煩。餘到農技去補差，倒出位置兒接班。您來此站當主任，工作能力不一般。隻是做事須謹慎，且莫做了出頭椽。
這封信是我回來的當天晚上小孔交給我的。小孔說：“心有餘悸是個有他不多無他不少的人物，走就走了，倒是這個陶立堅你得注意。”
“他怎麼了？”
“以後你就知道了。”
“王局長怎麼沒給我打個招呼呢？”
“大概還沒來得及吧！”
第二天一上班，王局長就給我打招呼了，他說：“辛有餘到農業局去補差，主要是讓他兒子來接班。他兒子已經安排到公社放大站了。來的這個小陶是咱們縣長的一個侄子，他母親就是原來在咱們這裏當播音員的那個老譚，‘文革’中自殺了，你聽說過不是？”
“這個小陶原來是幹什麼的？”
“賣豬肉的！”
“寫東西還行？”
“要是行我不早要了嗎？唉，頂不住呀，縣長給我打了三次招呼了，好在他還年輕，以後你多帶帶他。”
我到辦公室的時候，那個小陶已經坐在辛有餘原來的位置上了。他個子很高，臉很長，留有希特勒式的發型，說話有點結巴。見了我那個熱情！我還是第一次見他這樣當麵吹捧人的人。他說：“您就是劉呀老師吧？我是小呀陶，早就聽呀說過您，這回可見呀著了。我是奔著您呀來的，過去請呀我來我都不呀來，您來了我就非呀來不可，您一定要收下我這個徒呀弟，喝水劉呀老師。”完了就大段大段地背誦我先前發表過的某篇小說中的段落，“您寫的兩個女人吵呀架的細節真呀是絕，這個說‘你這麼厲呀害能把我吃了？’那個說‘我吃不了你’我是回呀族！真是千古絕呀罵。怎麼尋呀思的來，是您親呀自遇見的真事兒吧劉呀老師？”之後就從桌子底下提溜出個苞米皮兒做的提兜兒，說是：“第一次見麵沒呀啥好送，給您弄了點豬呀蹄兒，聽說您愛吃豬呀蹄兒不是？已經拾呀掇幹淨了，回家直接呀煮就行。”
我問他：“多少錢？”
他就說：“您瞧不起呀人這是，拜呀師怎麼能收老呀師的錢，我弄這個比呀您方便。”
我想我喜歡吃豬蹄這事兒在小縣城裏是有名了，真該感謝傳這話的人。雖然王局長說了“頂不住”的話之後，我對這個小陶沒啥好印象，可咱到底不是優秀的共產黨員呀，人家這麼熱情洋溢費勁巴力地歌頌你抬舉你，還送給你豬蹄兒什麼的，你嘴上不說，心裏還是怪滋潤呀。再說咱跟他又沒什麼個人的積怨，你管他是怎麼來的呢！
小陶母親的情況我先前略知一二。老張有一次說我那三間平房中最靠頭兒的那一間曾停過一個女播音的屍體，停了三天，“那個女播音員也是個‘播音晚了’”。老張說她自殺的原因有三種：一種是她跟原縣革委的某個副主任有一腿，且懷了孕，敗露之後丟毀了堆，因此服安眠藥自殺了。二是她精神方麵有問題，老擔心有人謀害毛主席，久而久之鑽了牛角尖，因而自殺了。三是夫妻長期不和，身體又有病，個性還很強，幹脆一死了之。老張說：“我個人認為將第一種說法和第三種說法加起來差不多。屍體在那屋裏停了三天，是因為那個縣革委副主任不讓火化，非要廣播局黨支部追認她為共產黨員不可。眼看屍體就要爛了，最後沒辦法，還是追認了。”他建議我那間屋裏最好不要住人，可放些雜物什麼的，“雖然時隔多年了，但先前一直沒住過人，猛丁住進去，還是怪硌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