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盡管中國的文學者們在種種主張上存在著分歧，但在時代的進程中，卻總是為了巨大的連續性而不懈地付出艱辛的努力。那麼，這個巨大的連續性又是什麼呢？那是一種使命感，是要在中國建設國民國家，維護國民國家，並且試圖用文學來引導這一切。我在想“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巴金先生年過八旬還能重新進行文學活動，是因為時隔半個世紀之後，他在二十年代的上海進行工作的經驗依然充滿活力。而年輕一代中的莫言的《紅高粱》和鄭義的《老井》之所以能夠讓我為之讚歎不已，則是因為他們明顯表現出來的一種意誌，一種將中國人今天的生活現實與過去的深遠連接起來，並建設他們獨自的想象力中的共和國的意誌。
日本的情況又是如何呢？現在當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時，卻隻能一如芥川對胡適所陳述的那樣，羨慕中國的著作家們。我隻能認為，尤其在這三十年間，日本文學沒能像剛才提及的莫言和鄭義那樣雄心勃勃且非常現實地紮根於他們的土地和民眾之間，也沒能在那個不具備上述環境的國家裏建立起與這種現實相適應的想象力的共和國。
不過，我的這種說法可能已經使大家感覺到了不適。從胡適和芥川的對話中，我清晰地發現了兩者間的“分歧”。盡管如此，我首先要向各位表明的是，即便我的看法是存在著巨大“分歧”的看法，卻也如同我現在所表述的那樣，從近代和現代中國的文學者們的進展中，我看到了巨大的連續性。
三、我是一個怎樣的小說家
接下去，我想說一說在今天的日本，我這個日本人是如何生活的？我又是一個怎樣的小說家？也就是說，打算向大家介紹一下我這個日本作家的現狀。我出生在日本四國一個森林中的村莊裏，那一年是一九三五年。兩年後，日中戰爭爆發了，在我進入仿效納粹德國而建立的被稱之為國民學校的小學那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了。十歲時，我迎來了戰敗，因此，我的少年時代的前半期實際上是處於超國家主義意識形態之下的。當時，對於我這位少年來說，天皇是神，為了天皇如何勇敢地去死便成了我的最為重要的人生課題。
然而戰爭結束後，這一切卻完全倒轉過來，日本全國都開始施行民主主義教育。就在這個時期，我度過了少年時代的後半期。在我的印象中，戰時的日本是個在世界上處於孤立，並被從外部封閉起來的國度。戰後，日本向世界開放，天皇也不再是神，這種民主主義體製就成了我心目中的國家形象。就在這種民主主義的解放感之中，我決定前往東京的大學。盡管那是一段生活貧困並充滿了辛勞的青春，卻從不曾失去對民主主義的信賴。我覺得，這一切構成了我的整個人生的基調。
在大學裏，我學習的是法國文學專業，是一個從讓—保羅．薩特那裏接受了很大影響的學生。不僅僅薩特的小說，在時事評論和哲學論文等所有領域，薩特都是我的引導者。我在大學期間開始寫小說。那時，我想表現戰爭時期地方孩子的生活以及籠罩在這種生活之上的超國家主義的陰影。此外，地方出身的青年在戰後的都市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不安和社會矛盾，也成了我作品中的主題。運用從法國現代文學中學到的手法來寫這一切，是我的文學的第一期。《摘嫩菜打孩子》這個比較短的長篇小說，則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之作。
在那段學習以薩特為中心的法國文學並開始創作小說的大學生活裏，對我來說，魯迅是一個巨大的存在。通過將魯迅與薩特進行對比，對於世界文學中的亞洲文學充滿了信心。於是，魯迅成了我的一種高明而巧妙的手段，借助這個手段，包括我本人在內的日本文學者得以相對化並被作為批評的對象。將魯迅視為批評標準的作法，現在依然存在於我的生活之中。當年，我是以青年小說家的身份登上日本文壇並開始文學創作的。二十八歲那年，我經曆了一次重大的考驗。那確實是一次“個人的體驗”。作為年輕的小說家，應當如何麵對日本的社會現實？我從這種薩特式的立場出發，將自己置於不得從個人的閉塞狀態中後退半步的危機之中。
而引發這一切的，則是一個頭部存在著醫學上問題的嬰兒出生在了我的家庭裏。我感到非常苦惱，不知該如何調整自己以與那個孩子共同生活下去。首先，我不懈地進行醫學上的努力來救治那個孩子，接著在心理上也堅定了共同生活的意誌，在實際行動上朝著那個方向開始前進。以這個經曆為基礎而創作的長篇小說，便是《個人的體驗》。
在創作這部長篇小說的同時，我還寫了《廣島日記》。那是一部長篇評論，說的是太平洋戰爭末期在廣島遭受原子彈轟炸而受到傷害的人們。我在這部長篇評論中描述的，首先是廣島的諸多醫生們。盡管他們本身也遭到原子彈轟炸的傷害（這裏不包括因此而死亡或重傷的醫生們），仍然連同那些身負輕傷的醫生們一道，投身於醫治受原子彈傷害的患者的工作。護士們也是同樣如此。對這些護士而言，當他們和她們開始醫治傷者時，不可能從醫學意義上了解核爆炸給人們的肉體帶來的危害是怎麼一回事。人們摸索著不斷獲得醫療上的實際效果，從這種努力中，創建並推進了包括針對白血病的治療方法在內的醫學，比如對切爾諾貝利核事故那樣的放射能造成的傷害進行醫治的方法。
那些放射能受害者又是怎樣地從醫學、經濟以及人權等領域的痛苦中恢複過來的啊！甚至在遭原子彈轟炸而被傷害多年以後，他們還不斷有人因為放射能障礙而被迫苦度與疾病作鬥爭的日子。盡管如此，他們卻從不曾忘記作為廣島幸存者（長崎的幸存者們也是如此）對社會責任所具有的自覺。為此，我感受到了深深的感動。我認為，廣島和長崎的那些放射能受害者所發起的廢除核武器的社會活動，是日本人麵向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所顯現的最為重要的行為。
通過直接接觸廣島的放射能受害者們的思想和行動，我得以深入個人的內閉狀態（能夠坦率地描繪處於這種狀態之中的自己，對我的文學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並且恢複了麵向社會，進而麵向世界開放自我的勇氣。
不得不深入個人內部的傾向，以及試圖麵向社會和世界開放自我的態度，經常同時存在於我的身上，並創造出了我的文學。作為一個專修法國文學的學生，我從薩特那裏學到了參與社會。從那時起，我就反複將個人的內部這個課題與麵向社會和世界開放自我的課題重合在一起，不斷重複著回到原點後再行出發的循環行為。
一九六八年，我寫了《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也是與一篇作為社會性報告而創作的長篇評論《衝繩日記》同時進行的。在日本帶有國家主義性質的現代化進程中，從社會狀況直至文化的細部，衝繩人民蒙受了怎樣的壓製啊！那裏的知識分子對這種壓製曾進行了怎樣的抵抗啊！在太平洋戰爭的最後時刻，最為沉重地背負著日本現代化中的矛盾的衝繩民眾，又付出了怎樣的犧牲啊！戰後，作為美軍在亞洲／世界戰略的軍事基地，衝繩的人們更是一直在承擔著怎樣的重荷啊！
在這種長期存在的困難中，衝繩又是如何維持其獨特的思想和文化並予以創新的呢？我對此作了調查，而且曾打算進行研究。我對衝繩展開的工作，一直持續到今年七月所發表的一係列隨筆作品。我的這個經曆——在衝繩從事這種時事性和文化性的調查和報告的經曆，構成了創作長篇小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的思想基礎。先前已經說起過了，我出生於日本列島的四國。正因為那裏遠離文化中心地東京，至少直至我的孩童時代，我們那個村子還保留著獨特的大眾性曆史和傳統。我就在那種地方文化的環境中長大成人。受戰後民主主義時期的解放感所鼓舞，我前往東京，學習以法國為中心的外國文化。在這一過程中，盡管自然而然地開始了小說的創作，但在我的內心底裏，卻總是存在著根本性的窘迫。
四國的山村是邊緣，而東京則是日本現代化最直接的目標，同時也是現代化最核心的據點。那裏還是中央集權的場所，吸收著地方的多樣性指向並使其均一化，使得日本的現代文化被賦予一種特殊的性格。東京的中心文化形成了神話的中核，作為王朝文化而昌盛，並支撐著那個超國家主義的體製，盡管被戰後的憲法從政治權利中驅趕出去，卻依然具有極為強大的影響力，與天皇這種文化的中心相互重合。三島由紀夫和我之間之所以相互對立，是因為彼此間存在著文學觀的差異，更是因為他懷有圖謀複活作為他的文化中心的天皇這種意識形態。三島這個人在出生、成長以及美學上都體現出東京文化。
而我，則在邊緣地區傳承了不斷深化的自立思想和文化的血脈。對於來自封建權利以及後來的明治政府中央權利的壓製，地方民眾舉行了暴動，也就是民眾起義。從孩童時代起，我就被民眾的這種暴動或曰起義所深深吸引。我注意到，在衝繩，人們在日本和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影響下，從以往維持琉球獨特的政治性自立和文化的時代，直到被現代國家日本所吸收以後，仍然沒有喪失抵抗的思想和文化。我曾寫了邊緣的地方民眾的共同體追求獨立，抵抗中央權利的長篇小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這部小說的原型，就是我出生於斯的邊緣地方所出現的抵抗。明治維新前後曾兩度爆發了起義（第二次起義針對的是由中央權利安排在地方官廳的權利者並取得了勝利），但在正式的曆史記載中卻沒有任何記錄，隻能通過民眾間的口頭傳承來傳續這一切。此外，小說中描述的在現代社會裏進行嚐試的年輕人所發起的第三次暴動卻沒能取得成功。不過，與那個中心進行對抗的邊緣這個主題，卻如同噴湧而出的地下水一般，不斷出現在此後我的幾乎所有長篇小說之中。
在我創作《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的前後十年間，以拉美地區為核心，不斷出現以神話般的想象力和與此相適應的方法（魔幻現實主義這個詞彙可以適用於這個方法）進行表現的小說。這些小說描述了與前麵說到的那個中心相對抗的民眾，以及他們自立的政治構想和文化。我發現，自己的《萬延元年的足球隊》所指向的目標，與它們有著很深的血緣關係。在後來的一段時期內，我得益於米哈伊爾．巴赫金的荒誕現實主義理論，並開始意識到和強化了這種小說的方法。直至現在，我的小說世界仍然是用這個方法論構建而成的。
在剛才提及的十年後的第一年，我前往墨西哥城的大學任教職，從一位中國文學專家的同事那裏，見到了一份將拉美文學翻譯為中文的書目單。在那份清單中，我看到了胡安．魯爾福的《彼得羅．巴拉莫》。這位墨西哥作家的傑作，構成了拉美的所謂魔幻現實主義小說群的源流之一。我曾預想過，無論在想象力的質量上，還是在敘述的方法上，從這個源流中接受了影響的小說一定會出現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