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形之下，倒是三、四兩首，悱惻溫柔，後勝於前：
亂樹叢中晝閉關，藥盧茗碗任蕭閑，眼前光景隨緣法，耳畔秋風任往還。酒國盡堪容盛世，書城何必住名山，鄉雞午唱驚濃睡，心在巢由沮溺間。
我思無極獨哀吟，曠野人稀草樹森，世事如雲殊變化，禪機指水悟深沉。銜泥燕又營新壘，避網鴻宜有去心，憑個書樓石城下，未妨擁鼻日登臨。
現在回頭再來談“四京卿”。按：清朝自雍正七年設置軍機處後，大學士即非真宰相。辛酉政變，兩宮垂簾，恭王以親藩掌樞，軍機大臣進一步建立了固定的製度。第一，以親貴為軍機領班。第二，軍機大臣為四人，連領班共五人。相傳樞廷忌滿六人，否則必有一人亡故出缺。第三，四大臣兩滿兩漢，兩漢則一北一南，如先為李鴻藻、沈桂芬。光緒十年以後為孫毓汶與筆者叔曾祖恭慎公，甲午以後稍有變化，但大致亦須論地域、講資格。總之，軍機大臣的進退，牽涉甚多。所以光緒決定在軍機章京方麵稍作更張，而且隻添新、不廢舊，以期阻力較小，集事稍易。
自戊戌七月十二日起，光緒召見陳寶箴薦舉，可任新政的官員，不下十員之多，最後選定四名，於七月二十日降旨：
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著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事宜。
據康有為自編年譜，說光緒用這四個人，完全是因為他的關係：
上之用林旭，以其奏折稱師，知為吾門生。上之用譚嗣同，以其與我同為徐學士及李園（端芬)尚書所薦，皆吾從也，故拔入樞垣。楊劉為楚撫陳寶箴所薦，而陳寶箴曾薦我，楊漪川又曾保陳寶箴，上亦以為皆吾從也，而用之。時譚複生實館於吾，林暾初（旭）亦日日來，上意有所欲傳，吾有所欲曰，皆借譚林通之。時李園奏薦甚力，上以忌西後未敢顯然用，故用譚林楊劉代之，上之意極苦矣。
此亦不免大言炎炎，借此裝點。其實光緒所最欣賞的是楊銳，而楊銳與譚、林並不甚洽。據楊銳致其弟肖岩信中說：
現在新進喜事之徒，日言議政院，上意頗動。而康梁二人，又未見安置，不久朝局恐有變動。
此函作於七月二十八日。所謂“新進喜事之徒”，由措詞可見其輕視與不以為然之意。而對“康梁二人，又未見安置”引以為憂，則心目中亦認定康梁無非獵官而已。
同函又雲：
每日發下條陳，恭加簽語，分別是否可行，進呈禦覽。事體已極繁重。而同列又甚不易處。劉與譚一班，兄與林一班，譚最黨康有為，然在直尚稱安靜；林則隨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當者，兄強令改換三四次，積久恐漸不相能。
按：軍機章京例分頭班、二班，四京卿輪值，亦即與康有為的主張不合。謂“林則隨事皆欲取巧”者，必是林旭在加簽時，將康有為的意見，夾帶在內，而楊銳不以為然，“強令改換三四次”，則其持重亦可想見。
“譚最黨康有為，然在直尚稱安靜”兩語，亦深可注意。按：四京卿的任務及所能發生的作用，在當時及後世，一直被誇張而致失實。如劉光第家書所言：
同……四人，不過分看條陳時務之章奏耳。因有“參與新政”四字，遂為嫉妒者詬病，勢如水火，將來恐成黨禍。
可知所謂“參與新政”的真相，職權其實有限。而康有為則務為誇大，意中若謂，用其門徒參與新政，實為便於其主持新政的一種手段。此則仿佛以甲申以後的醇親王自居了——光緒十年甲申三月，恭王領樞，以盛是一疏，全班被逐。軍機用禮王世鐸及孫毓汶，實皆聽命於醇王。醇王以光緒本生父，不便任何主持大政的名義，康有為則以為慈禧所惡，此時亦不便任何主持新政的名義，故而隱居幕後以待時。他希望時人有此錯覺，就必得誇大招搖，而益為舊黨所嫉。袁世凱謂讚成帝製者，置其於爐火之上。我則謂康有為之於四京卿，直是有意推之於絕嶺斷崖，而己躡其後，成則自居首功，敗則猶可抽身。我很疑心光緒囑康有為離京赴滬辦官報，是他自己籌好的一條退路。這不是我故意探求，實在是康有為鬼蜮為心，奸詐百出，不能不令人隨處皆疑之故。
茲由前引楊銳、劉光第兩家書，參以光緒的兩次朱諭，大致可以想見當時的情形：
第一，光緒推行新政，雖有徹底改革的決心，但在做法上卻是緩進的，一方麵詔求直言，廣采輿論，作全盤改新的準備；一方麵擇可行者先行。此所謂“可行”，即以不致激怒慈禧太後為原則。至於徹底改革的時機，要等到籌得能盡罷“老謬昏庸”之大臣，“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的善策，才談得到。此看光緒所賜楊銳的密詔，自然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