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之前我在采訪之餘坐下來寫小說，隻是覺得心裏有話要說。而我每天做著的同樣也是使用文字的新聞工作卻無法完全地表達我想說的意思。寫作之初就像在黑夜裏摸索，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地在一個陌生的地方找到了事先沒法確定的東西，而且它恰是我想要的。但是，每一次的寫作卻總是一條陌生的路，到達的也總是一個從未去過的地方，這就讓我心裏沒底又欲罷不能。我曾經在一篇文章裏寫到我寫作時的狀態廣寫作這幾年我常常在焦慮中度過，沒開始寫之前坐立不安，寫之中惶惶不可終日，寫之後又很失落悵惘，一年之中好像也沒幾個真正輕鬆愉快的日子留給自己過。”可是，這樣一份生活我卻由衷地認為它是最最美好的，並且希望盡一切可能將它延續下去。
寫作終究是寫作者自己的事，我同意一位作家朋友說的，寫作對於真正的作家就像跳高和舉重一樣，最後是以跳不過去和舉不起來而告終的。麵對如此沉重的結局，而之前仍然是不遺餘力地努力和全心全意地付出，這樣的跋涉理所當然也就不計得失。
去年秋天我回了一趟我童年和少年時代生活過的城市鹽城，在一排排麵目相同的樓房中我已經不能準確地辨認我父母的家。鹽城我回得很少，因此對我來說變化是巨大的。記得讀過一本書，裏麵寫到一個人乘火車回到家鄉，腦子裏的火車站還是三十年前的景象。我的感受大致與這個人相似。我們從前的家早已經被開發商拆掉，蜿蜓的小河被填上了，砌起了一道高高的圍牆。原來疏闊、通透的住宅區被弄成了一個院子，就像我們大中小城市裏無數的家屬院一樣，擁擠、逼仄、灰頭土臉。家後麵原來天高雲淡空曠無比的體育場也不見了，同樣被“開發”成了一座座間距極小的樓房，火柴盒式的建築，說不定那些鴿子籠裏還住著老少三代人。正是晚飯時分，炒菜的油煙從許許多多個廚房裏飄出來，在街道上擴散。我想如果沒有記憶，這一切世俗、熱鬧也許還說得上親切、美好，可是因為我是一個知道“過去”的人，而且正在進行著某種懷舊之旅，我的目光和情緒無疑是挑剔的。在我看來，如果說以前這裏是一個新鮮飽滿的水果，現在已經被七手八腳製成了果幹。或者說以前這裏是一塊鮮肉，現在便是一塊硬邦邦的凍肉，讓人毫無胃口。有時候人類的活動令人生厭，也不光是我的家鄉如此。如果有可能，我真想將眼前的景物一一複原。
我知道對現實不應該過於苛責，實際上我也正是盡可能地以寬容之心對待一切，雖說常常做得還不夠理想。我也知道對於一直生活在那裏從來沒有離開過的人來說，這些變化的發生是緩慢的，漸進的，就像一個人一點一點地老去，具體到每一天，每一個小時，這種變化微小到完全可以忽略不計，因而他們是適應的，不像我在乍一看之下覺得那樣地觸目驚心和難以接受。還好，本質上我還不是一個十足的理想主義者，況且在長期的生活訓練中學會了麵對現實。而且，在我的內心深處，始終有一種透視生活表象之下的渴望，這令我似乎拿著一把堅硬的鑿子，可以輕而易舉地剔除生活表層那層鈣化了的物質，直接麵對裏麵柔軟鮮嫩的質地。換一種說法，這樣的渴望也使我學會了逃避現實的方法，就如同掌握了一門逃生術一樣。我不斷地在心裏構想另一種現實，它不同於現實也不同於夢境，它既是複製又是重建，我真的不知道它是否存在過，但我知道如果它沒有存在過，那它一定永遠不會存在。在我看來，所有的作家都在竭盡全力地描述他心中的那一種現實，當然我也不例外。
在我小的時候，總覺得時光過得很慢，生活非常非常平淡。記得上小學那會兒，每天我寧肯繞一點路也要從縣中的大操場上經過，因為那裏住著一個雜技團，小演員們每天在門口的空地上訓練。我看得心醉神迷，常常忘記了時間。當時我最大的心願就是成為一個雜技演員，在燈光明亮的舞台上表演令人驚歎的高難度的節目。這個理想持續了相當一段時間，後來我才慢慢把它忘掉。在讀到美國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中的《母親》時，我才對自己幼時的這個理想有了一個明確的理解。《母親》裏的伊麗莎白？威拉德在做姑娘時有好兒年一心想當演員。安德森寫道：在那些日子裏，這又高又黑的姑娘腦子裏是亂糟糟的。她心裏極不平靜，這表現在兩方麵：第一是一種心神不定的欲望，盼望變化，盼望她的生活有某種巨大而明確的變動。使她愛上舞台的便是這種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