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活動應有利於科技和經濟發展；合作活動應為國家外交政策服務（有些時候科技合作可以作為其他較大的外交計劃的先驅）。
在過去的18年中，中國已經同145個國家建立了科技合作關係，同其中96個國家簽訂了正式協議，參加了875個國際科技組織。
在全球迅速變化的情況下，國際科技合作政策的製定麵臨下麵一些新的挑戰：
需要對跨國公司目前在華開辦研究所做出政策反應（中國對此項發展持積極態度，但是相應的法規還未能出台)；
需要考慮中國科研人員同因特網聯網；需要改善有關知識產權方麵的法律實施（包括中國自己的知識產權)。
中國正在以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為背景製定新的國際科技合作戰略，確定一係列目標；未來的合作活動的基本目標是：
為國家的安全和整體外交戰略目標做貢獻；
服務於國家的經濟與科技發展；
促進可持續發展。
在這些大方針下麵，將要研究的新課題包括：
加強科技合作與對外貿易的結合（中國希望增加向國際市場提供高技術產品和服務的數量）；
推動在發展工業技術方麵的合作（例如先進製造技術）；
促進引進先進技術的消化、吸收；
協助國內研究和開發實體在境外設機構；
籌建國家國際合作基金；
探索中國參與全球“大科學”項目的有效渠道，包括這些項目之中的工業技術合作。
主題之五：可持續發展
國際專家組發言
中國在可持續發展方麵所做出的承諾以及包括將環境同經濟和社會發展相結合的“中國21世紀議程”在內的努力給國際專家組留下深刻印象。
環境技術和自然資源的科學管理有潛力成為國家經濟的主要增長部門。中國的重大資源開發和基礎設施項目意味著發展中國自己的環境管理和評價能力的機會，而不依賴外國技術和專長。
國際專家組聽到許多人說中國的環境質量普遍來說在變壞，盡管政府方麵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並把環境保護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可持續發展對科技改革的總體成功來說是十分困難和急迫的考驗，它對改革的實施提出了特殊的挑戰。
國際專家組感到，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更加注重政策的集成，包括不同級別政府以及同一級別政府不同部門和機構之間政策的集成。
科技改革比其他政策改革走的快，所以未來的科技改革措施有賴於如今更廣泛的政策改革。例如，國際專家組了解到，諸如能源和水等資源的價格比相關總成本(包括間接環境成本和健康成本）低得多，比直接供應經濟成本更低。這就導致了低效、多廢和汙染增加。這樣一來，煤和能源的低價實際上從反向促進了汙染，低水價促使水的浪費。問題在於缺乏各個經濟部門之間國家級別的政策集成。
設計一個綠色“星火計劃”？當大範圍的政策集成不成功時，科技改革也會給可持續發展帶來其他的問題。例子之一就是鄉鎮企業。這些鄉鎮企業包括高汙染工業，如采礦、金屬加工、製磚、水泥、石棉、紙漿和造紙等。鄉鎮企業的建立提高了農村地區居民的收入，但是同時也形成了成千上萬個小的汙染源，分布麵廣、資金不足、應用過時的和經常是不清潔技術，並且一般說來，其職工的整體素質和管理水平都不高。
專家組認為，由於鄉鎮企業對環境監控造成可怕的挑戰，給國家科委製定一個新的計劃提供了機會。這個計劃將以“星火計劃”的成功形象為基礎，但其目的是通過給鄉鎮企業提供有效的成套成熟技術和專長來減少它們的汙染和實現低成本清潔生產係統。
中方發言
發言中講述了“中國21世紀議程”的目標和早期執行情況，並將此作為政府協調行動的一個例證。在國家級別，不同部門的政策可以兼容，但是地方層次的執行可能產生矛盾。在地方層次的執行中，國家一地方政策之間或部門之間的政策，由於具體目標和行動的差異，使得近期的不一致性變得更明顯。
討論中提出了用經濟獎懲控製汙染，以及國家政策如何在二者之間達到適當平衡的問題。除了獎懲之外，還應該有自願和法定的措施。中國應該從主要汙染工業開始，走向主要產品和服務的全成本核算。全成本應該更好地在價格中反映出來，不僅應該包括汙染以及資源耗費的環境成本，還應該包括給工人以及附近社區帶來的健康成本。國際貿易協定可能越來越注意全成本核算，並將對廉價出口而不將生產的環境和健康成本打入產品價格的國家實行貿易製裁。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下麵的關於勞動力和環境協議就是多邊立法確定出口價格所采取的可持續發展方式的一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