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地先生謙稱自己的新著《明朝酒文化》是一瓶獻給讀書界的“薄酒”（跋語）。我細讀一遍，卻深感這“酒”實乃“三碗不過崗”、喝了便會“醉倒西江月下”的醇醪。
治學有“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之法，即在宏觀的視野下做微觀的研究。吳晗的《朱元璋傳》，由一帝而考見明初史，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由一妓而窺見晚明史，皆“以小見大”之名作。《明朝酒文化》以大文化的視角，著眼於整個明朝社會，切入點卻是一個“灑”字。“滴水觀滄海”，滴酒亦可窺見一代興廢。作者談明朝政治，談的是酒與皇帝，酒與宦官，酒與政風；談社會，談的是酒的製售，酒與法，酒與妓；談文化，談的是酒與醫學，酒與園林，酒與旅遊。總之，從酒中看明朝。魯迅先生曾作《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將魏晉人飲酒之俗與世風結合起來考察，可以說是“以酒論世”的先驅，但畢竟還不是專談“魏晉酒文化”。《明朝酒文化》則是專注於一朝酒文化的專著。
喝酒易，談酒難。首先難在欲搜尋出足以反映一代社會風貌的有關酒的史料頗為不易，因為舊的官家史書對此記載甚少，雜書中的記載又甚足散。這就需要做網羅“天下放佚舊聞”的史料搜集工作。對此，著者以“廣義史料學”的眼光，除網羅正史、會典之類“正牌”史書外，還從文集、野史、筆記、小說、詩詞、日記、民歌、笑話等各種文獻記載中廣搜博取。從該書的“征引書目”看，其所引之書多達百餘種，其中還不乏稀見書，如《餘清樓稿》《穆氏食物》《國朝典彙》等。值得注意的是，王著不僅如陳寅恪以小說證史，還以同曲證史，以民歌史，以笑話證史，舉凡可證史之資料，皆采用之。如引明人陳鐸所作曲子《小梁州·酒坊》，以見封閉的自然經濟條件下的酒坊風貌：“雲安曲米甕頭春，注玉傾銀；青旗搖曳映柴門，遙相問，多在杏花村。”
著者是富於樸學精神的明史學者，每談一事，必有史料可證；對須加考證的問題，更旁征博引，在豐富的史料基礎上辨析探微。如考證“飲之醉如死”的“曼陀羅花灑”時，征引了方以智《物理小識》、郎瑛《七修類稿》等多種文獻，考證出此酒即《水滸》中常說的能麻翻人的蒙汗藥。對於史學界有爭議的問題，著者則采取審慎的態度，強調以史料說話，慎重對待史料。如明初權臣胡惟庸何以被朱元璋殺掉，史學界或雲其罪行累累，或雲其“罪狀”係羅織而成。屠地先生則從《明史》等記載中發現胡惟庸的垮台與其貪酒好飲，政風不佳，並於酒席間與酒友們（同黨）策劃陰謀有關。針對那種認為胡氏罪狀皆羅織而成的說法，輯地先生認為，對《明史》等書中的上述記載，“如果想一筆勾銷，又談何容易”。
都道“文史不分家”，但這種“不分家”的著作卻並不多。《明朝酒文化》證史、論史中文采斐然，可說是做到了“文（文采）質（史實）彬彬”，這可以其行文幽默和標題雅雋為例。其幽默語，如評明代某奸商聲稱所賣之酒“是陶淵明當年埋下的”時說：“其實，陶淵明歸田後，並無關係網，兩袖清風，得酒即醉，哪裏有餘錢深挖洞，廣積酒？”又如給書中“往酒中摻水，使飲者口中淡出鳥來！”一句加注道：“按；引自《水滸》名人花和尚魯智深語錄。”令人忍俊不禁。史書中有幽默語古來不多，《史記·滑稽列傳》雖多有之，但那是因為它是專記滑稽家的。《明朝酒文化》標題十分雅雋，如談“酒與明朝政治”一章，標題作“酒海卷起千丈波”，談“酒與醫學、園林、旅遊”一章，標題以一句古詩代之：“天涯誰是酒同僚。”
《蘇軾與謝民師書》雲：“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明朝酒文化》是“薄酒”，還是“醇醪”，自然也會市有定價，非筆者之口舌所能定貴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