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語寫作是第三代詩人為了顛覆朦朧詩的美學原則而自覺采用的一種詩歌語言策略，其所具有的藝術潛能在韓東、於堅、伊沙等人的詩歌創作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與發揮。在90年代末的一篇文章裏，於堅高度評價了口語寫作的美學優勢，他指出：“口語寫作豐富了漢語的質感，使它重新具有幽默、輕鬆、人間化和能指事物的成分。也複蘇了與宋詞、明清小說中那種以表現飲食男女的常規生活為樂事的肉感語的聯係。口語詩歌的寫作一開始就不具有中心，因為它是在普通話的地位確立之後，被降為方言的舊時代各省的官話方言和其他方言為寫作母語的。口語寫作的血脈來自方言，它動搖的卻是普通話的獨白。它的多聲部使中國當代被某些大詞弄得模糊不清的詩歌地圖重新清晰起來，出現了位於具體中國時空中的個人、故鄉、大地、城市、家、生活方式和內心曆程。”（《詩歌之舌的硬與軟：關於當代詩歌的兩類語言向度》）不得不承認，自80年代中後期以來，隨著口語寫作在中國新詩創作中的日益濃厚，中國新詩從長期以來高懸半空、不食人間煙火的虛浮狀態重回踏實的大地，從一味追慕西方、言必稱希臘的詩學認知回複到對於民間力量與精神的找尋。因為日常口語在新詩中的大麵積滲透，新詩恢複了鮮活的本色與活力無限的元氣，從而一定程度上接續上由陳獨秀等人倡導的“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的五四文化理想。
《探親記》一詩在語言的運用上也多依賴口語，全詩自然順暢，行雲流水，沒有歐化句式和古奧語詞，幾乎都是日常語彙的組合與串接。且不說戲劇性對白的日常生活化，詩行中的大多句子都極為通俗明了，“長沙往西三十公裏是我們的目的地”，“我們覺得一切似曾相識又好像從未見過”，“牛背後還跟著一位老人和他可愛的孫女”，等等，都是探親之際詩人所見所感的直接錄寫。另外，詩歌中的諸多動詞，都是從口語中直接采擷而來的，例如“下了省際公路”的“下”，“田裏的禾苗剛插”的“插”，“挖個小池塘”的“挖”，“清水裏養著幾條草魚、鰱魚和鯽魚”的“養”，“下麵的狗一叫，上麵的狗也叫”的“叫”，這些動詞都是老百姓日常使用的普通語彙，自然是一種頗為親切而自然的口語了。樸實自然口語的大量使用，與詩人描寫的農村風貌是一致的，言與意之間因此構成一種天衣無縫的親和關係。
為了糾正觀念性寫作中對中國新詩的誤導，李少君於2005年專門撰文提出“草根性”的詩學策略，引導新詩朝正確方向有效拓展。什麼是“草根性”呢？按照少君本人的解釋，“所謂‘草根性’，就是，一、針對全球化，它強調本土性；二，針對西方化，它強調傳統；三、針對觀念寫作，它強調經驗；四、針對公共化，它強調個人性。其實，一言以蔽之，它強調‘根’，強調來自‘靈魂’的原始的活生生的切身感受、感覺。”（《詩歌與詩人的歸來》）本土化、傳統、經驗和個人性，組成了“草根性”的四大要素，其宗旨就是希望詩人恢複對世界的直接體驗與感受能力，從而增強中國新詩的原創性和個性化。李少君不僅是草根性詩學的提倡者，同時也是草根性寫作的身體力行者，他的所有詩歌都可以說是其詩學理想的藝術再現。《探親記》一詩從題材選擇到語言組織到主題呈現，都可以說是詩人真實心跡的語言化演繹，個中沒有絲毫生硬理念的滲入，反映出的是一種依戀故園、親近鄉土的純真質樸的思想情調。也就是說，詩中所述均出自詩人的內在心靈泉眼，是詩人對現實世界的個體感受與經驗的直接呈示，而非借助某種外在的觀念來推衍的產物。《探親記》是草根性寫作的典型文本，充滿著氣韻生動、真切自然、清新而親切的美學魅惑。
《探親記》一詩較為熟練地使用了敘事技巧，也通篇大量選用口語入詩，同時體現出尊重個人生活體驗的草根性特點，它可以說是9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詩學重要範式的最集中體現之作，我認為是當代詩歌史上不可多得的文本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