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間獻王去偽存真
漢武帝劉徹（公元前156—前87年），字通，漢朝第七位皇帝，中國古代偉大的政治家、戰略家、詩人、民族英雄。在位 54年（公元前 141—前 87年），建立了西漢王朝最輝煌的功業。曾用年號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後元。諡號“孝武”，後葬於茂陵。
河間獻王是漢武帝的同父異母弟。他所在的河間國麵積雖然很小，但在漢初的諸侯叛亂中卻保持了安定。再加上河間獻王自幼熱愛古代文化，又有皇子這樣一種特殊身份，所以，四麵八方的學者不遠千裏到河間國來講學，研習經典，一時河間國成了一個學術中心。
秦以前的古書大部分是用竹簡、木簡書寫的，經過戰亂、焚書、水災和蝗蟲咬食，已經所剩無幾了。所以漢朝初年傳授先秦典籍，還要依據那些經曆了秦始皇焚書坑儒而幸存下來的老年學者的口授，他們的記憶就是活資料。但常常會出現這種情況，同一部書，幾個學者記誦的不一樣。讀起來的似乎都有道理，卻又不知道究竟哪個是正確的，哪個是錯誤的。
善學好古、實事求是的河間獻王並沒有被這些困難嚇倒，他決心在眾說紛紜中清理出一個頭緒，以便讓人們撥開叢生的雜草，踏出一條通向古代文化的蹊徑。
儒家經典的博大精深，令河間獻王感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但孔子的72個大弟子早在傳授和解釋時就出現了分歧，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加上字形訛異，古今音變，像一團亂麻，不知該從哪裏下手。河間獻王遵循孔子倡導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多聞闕疑”的原則，主張實事求是，就是用事實作證據，以便去偽存真、舍非求是。
河間獻王把希望寄托在先秦古書上，試圖用先秦古書來驗證那些不同的說法，以確定真偽是非。
有一次，河間獻王從民間得到一部善本書，他非常珍愛，就賞給了獻書人很多金帛，並讓擅長寫字的人從頭到尾精心抄寫一遍。這件事一傳開，那些祖先存有古書的人家，紛紛把珍藏多年的古書獻出來。幾年下來，河間獻王的藏書竟與西漢朝廷相等。《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以及《老子》之類，古本真傳都收藏在河間王府裏。河間獻王把古代經典整理好以後，就用儒家的六經——詩經、書經、易經、禮經、樂經、春秋作為教材教育儒生，並設立毛氏詩博士和左氏春秋博士兩個高級職稱，在河間國發展起儒學教育事業。儒家講求身體力行，河間
獻王依照古代禮樂製度，進行實際操演，要求群臣的舉止動作和語言都合乎六經的規範。這樣，各地的儒者都紛紛來到河間國學習。
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到鹹陽朝見皇帝，帶來一支演奏雅樂的歌舞隊，表演以後，大受漢武帝賞識。漢武帝在辟雍、明堂、靈台三處宮殿裏召見了河間獻王，向他征詢對整理古代文化遺產的意見。河間獻王發表了簡明扼要而又中肯的看法。後來，漢武帝采納了河間獻王的建議，建立了收藏古書的國家圖書館，設置了抄寫古書的政府機構。河間獻王為保存和整理古代文化遺產做出了傑出貢獻。他用事實作證據，去偽存真，舍非求是，他開創了實事求是的治學風氣，體現了儒學的真諦。這種嚴謹治學的態度在今天依然需要繼承和發揚。
抗擊匈奴
漢武帝抗擊匈奴是發生在西漢年間的一件影響重大的事件。他成功地抗擊了匈奴的侵擾，進一步鞏固了漢初新興的封建政權。
匈奴是中國北方一個古老的遊牧民族。漢朝初年，已建立了奴隸製國家，國勢強盛。東麵打敗了東胡，西麵趕走了居住在今甘肅境內的大月氏，北麵臣服了丁零族，而在南麵，匈奴則經常侵犯漢朝邊境，有時竟深入到離漢朝都城僅 350千米的地方，嚴重地威脅著漢朝封建政權。
漢高祖劉邦在公元前200年曾親率32萬大軍攻打匈奴，卻被匈奴40萬軍隊圍困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東南）7天7夜。此後，劉邦為了全力對付內部封建割據勢力，對匈奴暫時采取了“和親”政策。把宗室女子嫁給匈奴首領，每年送去一定數量的黃金、絹、絮、米、酒，允許人民往來買賣。以後幾代皇帝，雖然一度注意改革邊防製度，實行屯田墾荒，但都沒能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獨尊儒術
漢武帝聽取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創中國傳統主流文化之正統，在中華傳統文化舞台上獨領風騷兩千餘年，受到曆代統治者所推崇。這裏要說明的是，漢武帝並非限製其他各家的發展，致使大力提倡儒家的大家向儒法結合的方向發展。例如，夏侯始昌既研習儒家又通曉陰陽五行家；宰相公孫弘兼治儒法兩家；主父偃以縱橫家起家；耿直的汲黯、司馬談、司馬遷以黃老學說起家。
陳壽不記私怨寫《三國誌》
陳壽（233—297年），字承祚，巴西安漢（現在四川南充）人。西晉史學家。他小時候好學，師事同郡學者譙周，在蜀漢時曾任衛將軍主簿、東觀秘書郎、觀閣令史、散騎黃門侍郎等職。當時，宦官黃皓專權，大臣都曲意附從。陳壽因為不肯屈從黃皓，所以屢遭遣黜。入晉以後，曆任著作郎、長平太守、治書待禦史等職。公元 280年，晉滅東吳，結束了分裂局麵。陳壽當時 48歲，開始撰寫《三國誌》。
一天，陳壽在書房裏寫《三國誌》。剛寫下《諸葛亮傳》幾個字時，表叔看他來了。在和表叔的談話中，陳壽知道了一段史實：陳壽的父親原是諸葛亮部下的一名將領。有一次因處事不當，受到諸葛亮的處罰，並且以軍法處理。陳壽父親受處分以後，精神受到打擊，從此萎靡不振，鬱鬱寡歡，身體越來越壞，最後憂鬱而死。聽完這段史實，陳壽說：“諸葛亮紀律嚴明，父親有錯，改正就是，怎麼想不通呢？”
“你還為諸葛亮辯護，真是不孝之子。你自己又怎樣呢？雖有才學，但幾次考試都受到宦官的阻攔、迫害，想必你也記得吧！”說到自己，陳壽有直接感受。可是，這跟寫《諸葛亮傳》毫無關係。陳壽說：“咱們家的事與諸葛亮的為人怎麼能混在一起呢？”
“為什麼不能混在一起？”表叔生氣地說，“如果我表兄在世，他不會讓你寫諸葛亮傳的。”當表叔有些消氣時，陳壽說：“表叔，你說說，諸葛亮這個人對漢朝忠心耿耿，一心扶助漢主。他嚴於律己，失街亭斬馬謖後，自己要求降三級。他足智多謀，就拿空城計來說，沒有一定的膽量是不行的。他的一生，百戰百勝，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表叔聽了陳壽的話後，覺得也有道理，但他不承認。隻說：“你好好想想，我還有事。”就推托走了。表叔走後，陳壽反複思考了他的話，理清了寫作思路。
第二天，陳壽的同窗好友來了。陳壽把自己想寫諸葛亮的計劃以及表叔的話詳細地告訴了他，想聽聽朋友的看法。朋友含蓄地說：“你是一個曆史學家，是在寫曆史，而不是寫家史。漢朝司馬遷寫《史記》時，他尊重史實，公正地評判曆史事件和人物，不誇張，也不抹殺。所以，人們把《史記》看成是一部光輝的曆史名著。”
陳壽思想通了，於是他提起筆，一氣嗬成，寫完了《諸葛亮傳》。後人說，《諸葛亮傳》在《三國誌》中是最好的一篇文章。
朋友的一席話，不僅打開了陳壽的心扉，也讓我們明白，不管做任何事情，要做到尊重事實而拋棄個人情感，誠實無私，敢於堅持真理，實事求是。
晉滅吳之戰
晉滅吳之戰是西晉鹹寧五年（279年）11月至次年 3月，晉武帝司馬炎發兵，水陸並進，直取建業（今江蘇省南京市），一舉滅吳國，實現統一的戰爭。
司馬氏建立晉王朝後，據有原魏、蜀之地，吳國仍然據有今長江中、下遊及嶺南等地區。雙方接壤數千裏，時常有戰火發生。從晉朝泰始五年（269年）起，晉武帝就籌劃剿滅吳國，於是一麵改善內政，開發農業、積存糧食；一麵優選將帥，造樓船，練水軍。而吳國國君孫皓卻不修內政，暴虐荒淫，導致民窮財竭，上下離心；又自恃水軍強大，憑借長江天險，戒備鬆散。
當年 11月，晉武帝發兵20餘萬，分六路進軍攻打吳國，第二年2月初，攻克丹陽城（今湖北省秭歸東）後，攻破吳軍橫斷江路之鐵鎖鐵錐，船行無阻，後來又擒獲吳西線統帥、都督孫歆。
在東線戰場，吳國丞相張悌率領3萬軍隊渡過長江迎戰，被晉國的軍隊夾擊，大敗而歸，晉軍當機立斷，揮師直指建業，吳軍驚恐怯懦，不戰而降，士卒聞訊逃散，於是吳國宣告滅亡。
此戰，西晉準備周密充分，善擇戰機，兵分多路，水陸並進，發揮強大水軍作用，臨機果斷，一舉獲勝。吳主昏庸，防務鬆弛，將士離心，缺乏統一對策，招致節節失敗。晉滅吳後，東漢末年以來分裂數十年的中國複歸統一。
《三國誌》
《三國誌》全書 65卷，《魏書》30卷，《蜀書》15卷，《吳書》20卷。陳壽是晉朝朝臣，晉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國誌》尊魏為正統。《三國誌》為曹操寫了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則記劉備為《先主傳》，記孫權稱《吳主傳》，均隻有傳，沒有紀。
《三國誌》位列中國古代二十四史記載時間順序第四位，與《史記》（司馬遷）、《漢書》（班固）、《後漢書》（範曄、司馬彪）並稱前四史。
《三國誌》不僅是一部史學巨著，更是一部文學巨著。陳壽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以簡練、優美的語言為我們繪製了一幅幅三國人物肖像圖，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動。
史才需“三長”，史德是基礎
劉子玄（生卒年不詳），本名知幾，楚州刺史胤之族之孫。少與兄知柔俱以詞學知名，20歲時舉進士，後掌管國史的編寫。
唐朝時，劉子玄掌管國史的編寫，先後共 20多年。他撰述的史書很多，受到當時人們的稱讚。
開元年間，禮部尚書鄭惟忠曾詢問他：“自古以來，文學之士多而史學之才少，這是為什麼呢？”劉子玄回答說：“史才需要具備三方麵的長處，世上很少有這樣的人，因此史才就少了。這三長是：才、學、識。有學識而無才能，就像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籠，但是讓愚笨的人去經營，最終也不會招來生意。如果有才能卻無學識，就好像一個人的心思比兩個石匠合起來還工巧，手藝高超得像魯班，但家裏沒有好木料、好工具，最終也造不成大房大屋。此外，還須好善正直，善的、惡的必須如實記載，使之成為驕主賊臣恐懼的東西，假若有人想為他們說好話，但不是善的就加不進去，這樣就可以所向無敵了。如果不具備這些長處，就是愧居史官的職位了。然而，自遠古以來，能符合‘三長’的人太少見了。”
劉子玄的這一席話，被當時的人認為是極有見解之言。
有了才、學、識，再加上德，才能作出良史。作史的人，要“慎於心術”，不以史家的主觀傾向影響史實的客觀記載，“盡其天而不益於人”，則良史可成。如果史書作者心術不正，沒有史德，則所纂史書的價值就大為可疑了，比如清朝人之“燒毀書籍，改作《（明）實錄》 ”。
唐玄宗改革吏治
唐玄宗采納張九齡的建議，製定官吏的遷調製度。選取京官中有能之士，將其外調為都督刺史，以訓練他們的處事才能及培養他們的行政經驗。同時又選取都督刺史中有作為者，將其升為京官。這樣內外互調，增進了中央與地方的溝通、了解和信任。唐玄宗亦將全國分為十五道，於各道置采訪使，以監督地方州縣的官員，並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績。而在選拔人才方麵，唐玄宗亦對科舉製度做出改革，限製了進士科及第的人數，以減少冗官的出現，提高官吏整體的素質。
禮部尚書
禮部為中國古代官署，南北朝北周始設，隋唐為六部之一，曆代相沿。長官為禮部尚書，考吉、嘉、軍、賓、凶五禮之用；管理全國學校事務及科舉考試及藩屬和外國之往來事。禮部下設四司，明清皆為：儀製清吏司，掌嘉禮、軍禮及管理學務、科舉考試事；祠祭清吏司，掌吉禮、凶禮事務；主客清吏司，掌賓禮及接待外賓事務；精膳清吏司，掌筵饗廩餼牲牢事務。四司之外，清設有鑄印局，掌鑄造皇帝寶印及內外官員印信。會同四譯館，掌接待各藩屬、外國貢使及翻譯等事。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宣布“仿行憲政”，將原設之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並入禮部。禮部內部機構中添設承政、參議二廳，儀製、太常、光祿三司及禮器庫、禮學館。宣統三年（1911年），將禮部改為典禮院，成為清政府專管朝廷壇廟、陵寢之禮樂及製造典守事宜，並掌修明禮樂、更定章製的機關。
禮部一般設有：尚書一人，正二品；侍郎一人，從二品；郎中四人，員外郎四人，主事多人。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其屬有四：一曰禮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
吳兢據實寫史拒權貴
吳兢（670—749年），汴州浚儀（今河南開封）人。武周時入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唐中宗時，改右補闕，累遷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時為諫議大夫，修文館學士，衛尉少卿兼修國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饒、蘄等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遷相州，封長垣縣子，後改鄴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著有《貞觀政要》一書，至今流傳。
唐中宗時，吳兢和史學家劉知幾合作，撰寫了《則天皇後實錄》。有一件史實是這樣的：武則天晚年有兩個寵臣，一個叫張宗昌，一個叫張易之，二張依仗武則天的寵愛，橫行霸道。宰相魏元忠建議武則天不該留二張在身邊。二張知道後，對魏元忠恨之入骨，又怕武則天死後，魏元忠會對他倆下手，就密謀誣陷魏元忠有謀反之意。武則天聽信了讒言，將魏元忠逮捕入獄。張宗昌又暗中誘逼鳳閣舍人張說出堂作證，說事成後，提拔他。張說隻得答應了。同僚宋璟對張說說：“名義至重，鬼神難欺；萬萬不能夥同小人陷害忠良啊！”在同僚的激發下，張說在朝堂上言道：“臣確實沒聽魏元忠有此言，是張昌宗逼我作證的。”魏元忠才得以免死。
吳兢對這件事，直言不諱，如實做了記載。
張說擔任了宰相，兼管國史。看到上述那段史實的記載，感到很難堪，認為有損自己的形象，就動了改史的念頭。
一天張說去國史館，翻閱國史，假裝說：“劉知幾這人太不人道了，故意讓我難堪！”實際他明明知道是吳兢寫的。吳兢聽了，立刻站了起來，說：“是我寫的，史稿尚在，你不能錯怪死去的劉知幾！”史官們驚得變了臉色，吳兢毫不畏懼，仍堅持如實記載。
張說又暗地裏去求吳兢，做幾個字的更改，還說：“一定知恩圖報！”又軟言乞求了好一段時間。吳兢終未答應，說：“假如答應了您的請求，那麼這部書就算不得史實了；不算作史實，又怎麼讓後人相信呢！希望您能夠諒解我。 ”
通過這個故事，我們感受到了吳兢那不畏權勢、堅持正義、尊重史實、治學嚴謹的精神，以及維護中國曆史尊嚴的高貴品質。這種精神是永遠值得稱頌的，而且我們也要把這種美德傳承下去。
唐朝的貨幣製度
唐王朝建立後，迅速出台了自己的鑄幣政策。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積十文重一兩，一千文重六斤四兩”。確立了國家鑄幣的法幣地位。同時，又繼承魏晉南北朝時期以絹帛為貨幣的傳統，實行了“錢帛兼行”的貨幣製度——錢即銅錢，帛則是絲織物的總稱，包括錦、繡、綾、羅、絹、絁、綺、縑、紬等，實際上是一種以實物貨幣和金屬貨幣兼而行之的多元貨幣製度。唐政府不斷出台嚴厲打擊私鑄和濫鑄等法令，但是由於銅錢供應量嚴重短缺，幣值不斷上升堅挺，私鑄和濫鑄有暴利可圖，所以成效並不理想。兩稅法實行以後，社會發展中長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現為錢重物輕，即所謂“錢荒”的問題不斷惡化。
《貞觀政要》
《貞觀政要》是一部政論性的史書。這部書以記言為主，所記基本上是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與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齡、杜如晦等人關於施政問題的對話以及一些大臣的諫議和勸諫奏疏。此外，也記載了一些政治、經濟上的重大措施。
《貞觀政要》雖記載史實，但不按時間順序組織全書，而是從總結唐太宗治國施政經驗，告誡當今皇上的意圖出發，將君臣問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為君之道、任賢納諫、君臣鑒戒、教誡太子、道德倫理、正身修德、崇尚儒術、固本寬刑、征伐安邊、善始慎終等一係列專題內容歸類排列，使這部著作既有史實，又有很強的政論色彩；既是唐太宗貞觀之治的曆史記錄，又蘊含著豐富的治國安民的政治觀點和成功的施政經驗。這部書是對史學史上古老記言體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創作出來的，是一部獨具特色、對後人富有啟發的曆史著作。
王安石親訪民間糾錯注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號半山，封荊國公。漢族。臨川人（今江西省撫州市人），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官至宰相，主張改革變法。詩作《元日》、《梅花》等最為著名。
熙寧四年（1071年），宋朝大學者王安石接受了一道皇上的諭旨，組織學者重新注釋《周禮》、《毛詩》和《尚書》。這可是個勞心傷神的事。因為那時候的資料並不詳盡，檢索手段也十分落後，要完成這些注釋難度是很大的。
擔任《毛詩》注釋的是王安石和他的兒子。父子倆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翻閱資料，反複推敲，細心審核，取得極大的成功，但也遇到了很多棘手的問題。《毛詩·豳風·七月》中 ,有“八月剝棗”這個詩句，在前人的注釋中，把這個“剝”字注釋為“去掉”。王安石父子根據詩中“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壽眉”的上下文，推出“剝者，剝其皮而進之，所以養老也”的新義。但是事後，王安石總覺得不妥。
熙寧八年（1075年），全國發行《新經毛詩義》以後，王安石仍然忐忑不安，生怕書中有所疏漏。過了 5年，王安石就此事接連向宋神宗上奏了兩個折子：第一次上奏《論改詩義紮子》，作了自我批評，認為自己的校審工作不夠仔細；第二次上奏議折，提出刪掉“剝棗”的注釋。認為“說文解字”應當和人們的共同看法相一致，哪怕是稍有不妥的地方，也必須糾正。
原來，王安石惦記著注釋中的“剝棗”一詞，在秋收季節，他特意到附近的農村走了一趟。看到家家戶戶都忙著收割，就向村裏的娃娃們詢問：“你們的爹娘到哪裏去了？”孩子們用他們那稚嫩的鄉音答道：“去棗園‘打棗’去了。”王安石聽了，茅塞頓開——噢，原來“剝棗”就是“打棗”的意思啊！於是，他馬上趕回上奏皇上，要求去掉他原來作的注釋，按照實際的意思重新作注。
這件事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後，王安石每當談及，都不免內疚一番。心想，早知道這樣，就應該在注釋以前親自到農民的棗園裏問一問，了解一下剝棗的真正含義，怎麼能想當然地妄下結論呢。
我們應該學習王安石嚴謹治學、謙遜求實的態度，不要人雲亦雲，自己不做認真的分析便附和別人。特別是為圖虛名，到處拿別人的東西來裝飾自己門麵的治學態度，更應該摒棄。隻有踏踏實實地學習，不斷提高自己的文學水平，才能開拓我們的視野，擴大我們的知識麵，提高我們的文學藝術水平。
王安石變法
由於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係，並認為，隻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
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在改革中，他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讚成國家過多地幹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製訂和實施了一係列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製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製；為培養更多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製度也進行了改革。但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後來兩宮太後、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聯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
千秋歲引
王安石
別館寒砧，孤城畫角，一派秋聲入寥廓。東歸燕從海上去，南來雁向沙頭落。楚台風，庾樓月，宛如昨。無奈被些名利縛，無奈被它情耽閣，可惜風流總閑卻。當初謾留華表語，而今誤我秦樓約。夢闌時，酒醒後，思量著。
顧炎武嚴謹治學
顧炎武（1613—1682年），蘇州府昆山縣（今江蘇昆山）人，原名絳，字忠清。明亡後改名炎武，字寧人，亦自署蔣山傭。尊稱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語言學家。曾參加抗清鬥爭，後來致力於學術研究。晚年側重經學的考證，考訂古音，分古韻為10部。著有《日知錄》、《音學五書》等。
明清之際，傑出的思想家和史學家顧炎武用大半生的時間和精力寫了一部洋洋八十萬言的讀書劄記《日知錄》。這部“負經世之誌，著資治之書”的巨著，“凡關家國之製，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變之道，詞尤切至明白”（清黃汝成：《日知錄集釋》敘）。
《日知錄》問世三百多年來，始終被學術界尊為精品，以至成為清一代文史大家如閻若璩、錢大昕、唐甄、朱彝尊、方苞、全祖望、戴震、趙翼、姚鼐、洪亮吉、劉逢祿、魏源等一再疏正論辯的“顯學”。
雖是一部傾注大量心血精煉而成的巨著，但顧氏為該書所寫自序卻隻有短短的 61字：“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複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錄》，以正後之君子。東吳顧炎武。”倘若減掉書名來源和作者籍貫姓名所占十五字，則僅餘四十六字，真是精練得不能再精練了。其意是說，我從小讀書養成一個習慣，每有心得，便信手記錄下來。日後發現與新材料和新認識有不合之處，就反複修改。倘若發現與古人所見略同，則幹脆刪除。日積月累，花30年工夫寫成本書，期待後世方家審正。自序所言“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是務實，表現了顧炎武刻苦鑽研、獨立思考，尊重先輩勞動，不掠他人之美的嚴謹治學態度；“其有不合，時複改定”，“以正後之君子”，是求真，反映了顧炎武勇於探索、認真修正，謙虛謹慎、無愧後人檢驗的紮實治學精神。
顧炎武畢生提倡務實求真、去蕪存菁的學風，反對治學中的蜻蜓點水和沽名釣譽現象。他把追名逐利、草率自刻文集的人斥之為“失足落井”，把不辨良莠、盲目為這類文集作序斥之為“落井下石”：“某君欲自刻其文集，以求名於世，此如人之失足而墜井也。若更為之序，豈不猶之下石乎！”更鄙視投機取巧、粗製濫造，甚至變相攫取前人學術成果的劣跡。他在《與人書十》中以鑄錢來比喻治學，抨擊不學無術之徒想鑄新錢又不肯“采銅於山”，隻好去收買“廢銅”或“將古人傳世之寶，舂銼碎散”，偷工減料、以次充好：“嚐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銼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
與這些投機取巧的做法不同，顧炎武治學則本著精品意識，慘淡經營，一絲不苟。他常年埋頭於汗牛充棟的史料之中，披沙揀金，為輯《天下郡國利病書》而“曆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誌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可謂竭澤而漁了。但是，他仍然感到書中尚有“與今不盡合”之處，亦須“增補”。故而完稿之後“存之篋中”，不肯輕易示人，“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去取”。他對待著述精益求精、慎之又慎的精神，是何等令人肅然起敬！當友人向他問起《日知錄》的寫作進度時，他如實回答：“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複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古往今來，精辟的讀書劄記大多以短見長，少者數十字，多者數百字，最多者也不過二三千字。顧炎武潛心“采山之銅”，筆耕一年，“反複尋究，僅得十餘條”，充其量也不過萬把字。這種“十年磨一劍”的經驗之談，又是何等令人振聾發聵！
顧炎武的治學精神，源於他對社會、對真理的責任意識。他治學絕非一時心血來潮，即興而作，而是作為畢生的追求，數年如一日，鍥而不舍。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平生之誌與業，皆在其中”（《又與友人論門人書》）。
李自成建立“大順”
1639年，張獻忠在穀城（位於湖北襄樊）重新起義，李自成從商洛山中率數千人馬殺出。1640年，李自成趁明軍主力在四川追剿張獻忠之際入河南，收留饑民，鄭廉在《豫變紀略》載李自成大賑饑民的盛況：“向之朽貫紅粟，賊乃藉之，以出示開倉而賑饑民。遠近饑民荷鋤而往，應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絕，一呼百萬，而其勢燎原不可撲。”自此李自成軍隊發展到數萬，提出“均田免賦”口號，即民歌之“迎闖王，不納糧”。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日（1641年 1月）攻克洛陽，殺萬曆皇帝的兒子福王朱常洵，從後園弄出幾頭鹿，與福王的肉一起共煮，名為“福祿宴”，與將士們共享，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之後在一年半之內三圍省城開封未果，最後一次趁黃河決堤衝毀開封，先後殺死陝西總督傅宗龍、汪喬年。10月在河南郟縣敗明陝西巡撫孫傳庭。與此同時，明朝對清朝戰事不利，3月，洪承疇降清。11月，清軍第五次入塞，深入山東，掠走 36萬人。
1643年1月，李自成在襄陽稱“新順王”。3月，殺與之合軍的農民領袖羅汝才，4月殺叛將袁時中，5月張獻忠克武昌建立“大西”政權。10月，李自成攻破潼關，殺死督師孫傳庭，占領陝西全省。1644年 1月，李自成在西安稱帝，以李繼遷為太祖，建國號“大順”。
日知錄
顧炎武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禽獸者也。昔者嵇紹之父康被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入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為明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夫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三十餘年之間，為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湯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豈知必有乘輿敗績之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於晚也。
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遍於天下。如山濤者既為邪說之魁，遂使嵇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為忠，則必謂王裒為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於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
大師黃侃不輕易著書
黃侃（1886—1935年），初名喬鼐，後更名喬馨，最後改為侃，字季剛，又字季子，晚年自號量守居士，湖北省蘄春縣人。1905年留學日本，在東京師事章太炎，受小學、經學，為章氏門下大弟子。1914年後，曾在北京大學、武昌高等師範（武漢大學前身）、北京師範大學、山西大學、東北大學、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前身）、金陵大學等學校任教授。在北京大學期間，向劉師培學習，盡通春秋左氏學的家法。
黃侃師事國學大師章太炎，擅長音韻訓詁，兼通文學，曆任北京大學、東南大學、武昌高等師範、金陵大學等校教授。一生治學勤奮，以愚自處，主張“為學務精”、“宏通嚴謹”。章太炎以太平天國為例，謔封黃侃為“天王”。
黃侃重視師承，但不墨守師說，常以“刻苦為人，殷勤傳學”以自警。雖是名聲赫赫之學者，且身體虛弱，仍致力學術而不倦，“惟以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發願50歲後才著書。所治文字、聲韻、訓詁之學，遠紹漢唐，近承乾嘉，多有創見，自成一家。在音韻學方麵對古音做出了切合當時言語實際的分類。
由於他治學嚴謹，實事求是，不肯輕易著書，若非定論，不以示人，並曾說“五十之前不著書”。可惜他未及撰成宏篇巨製就過早地謝世了，留下大批未經整理的點校箋識古籍的遺稿。黃侃雖未出版任何著作，卻成為海內外公認的國學大師。學生們整理他的筆記，集結成書，《音韻》、《聲韻通例》、《集韻聲類表》、《爾雅略說》、《爾雅郝疏訂補》、《文心雕龍劄記》等驚世之作才得麵世。
一代國學大師，一生始終保持治學嚴謹、實事求是、為學務精、致力學術而不倦的態度和作風，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求學的道路上，每個人都應繼承和發揚這種作風。
黃侃砸虎頭牌
1908年春，光緒帝與慈禧太後先後病逝，清廷下令各地舉行“國喪”。當時，高等學堂學生、同盟會會員田桓在“哭臨”（指追悼皇帝的儀式）時，流露不滿情緒。堂長楊子緒高懸虎頭牌警嚇，並欲開除田桓學籍。黃侃獲悉，大怒，闖入學堂，砸爛虎頭牌，大罵一頓而去。又過幾天，田桓帶頭剪辮以示反清，楊子緒惱怒異常，又懸掛虎頭牌。黃侃聞訊，手持木棒衝進學堂，先砸爛虎頭牌，又要痛打楊子緒。
“出爾反爾”的黃侃
黃侃藏有《元詩選》清刻本兩部，因同事兼好友汪辟疆十分喜歡，便出讓了一部。事後黃侃獲知，即使是清刻本的《元詩選》也是極其難得的珍本，於是寫信給汪辟疆，並示以一詩，自悔輕售《元詩選》之失。起初，汪辟疆未當回事，還和詩一首。黃侃急了，便登門拜訪，約汪辟疆赴茶社敘談，欲索回《元詩選》。汪辟疆仍未當真，豈知黃侃竟糾纏不已，不惜托人說項，擬以原價將書回購。汪辟疆後來考慮到該書自己並非急需，遂慷慨允之。黃侃既喜且羞，次日，在日記中寫道：“汪辟疆肯以《元詩選》見還，令人感愧。”書癡率真之性情可見一斑。
陳景潤糾錯遇恩師
陳景潤（1933—1996年），福建福州人，中國著名數學家。廈門大學數學係畢業，1966年發表《表達偶數為一個素數及一個不超過兩個素數的乘積之和》（簡稱“1+2”），成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史上的裏程碑。而他所發表的成果也被稱之為陳氏定理。這項工作還使他與王元、潘承洞在 1978年共同獲得中國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999年，中國發表紀念陳景潤的郵票。紫金山天文台將一顆行星命名為“陳景潤星”，以示紀念。
陳景潤從小熱愛數學，大學畢業後，曾在廈門大學數學係任輔導員並兼做圖書資料工作。工作之餘，他不是到福州市新華書店買新出版的數學書，就是到圖書館借閱數學書。
一天，陳景潤買到一本華羅庚教授的新著《堆壘素數論》。他如獲至寶，回到家連飯也顧不上吃，就入迷地讀了起來。他對書中的理論、數據、論題、論證一一探討，還不時拿起筆親自演算、推導。就這樣，他津津有味地學習了好幾個晚上。
經過仔細閱讀，陳景潤發現書中有個數字和自己運算的結果不一致。開始，他懷疑是自己運算有錯，便反複核算了幾遍，仍與書上的數據不一致。他又從另外幾個角度一遍遍複核，草稿紙都用了一大摞。這時，他才真正相信，自己的運算結果是正確的。另外，他還覺得，書中關於塔內問題的幾個地方似乎還可以改進。於是，他提筆寫了一篇題目叫《塔內問題》的論文，闡述了具體的改進意見。
陳景潤將論文交給係裏的李文清老師看，李老師建議他把論文直接寄給華羅庚教授。陳景潤想，華羅庚是數學界的老前輩，學識淵博，而自己不過是個普普通通的教師，貿然寄這篇論文合適嗎？他有些猶豫。經過幾天思考，他又覺得《堆壘素數論》是數學上的一顆“明珠”，如果失誤不改正，就像“明珠”上落了灰塵，豈不遺憾。他想，自己雖然沒有見過華老，但讀過華老的不少著作，一直把華老當成是自己最敬重的老師。誠懇地指出老師的失誤，這不是對老師的不敬，而是尊重科學、尊重師長的行為。於是，陳景潤給華羅庚寫了封信，並附上了《塔內問題》論文。
華羅庚的名著《堆壘素數論》出版後，國內外數學界讚賞倍至，從來沒有人指出錯誤，或提出需要商榷的地方。出乎意料的是，一位無名的小青年竟然能指出錯誤，還提出改進意見。華羅庚看了陳景潤的來信後，異常興奮。他被這個素昧平生的年輕人所表現的超人智慧和膽識深深地震驚了。他對身邊的學生說：“給陳景潤發個請帖，就說我請他作為特邀代表到北京來參加數學討論會，請他到會作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