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歸來”或“朦朧”又一次開啟了中國新詩繁蕪而動人的局麵。但短暫的二十多年之後，激情澎湃的詩歌之音似乎早已遊離人們的耳畔；那些關於詩歌創作和詩歌曆史的論爭也散落成中國現代詩學曆史的碎片。在商業社會的侵蝕和工業文明的強力壓迫下，“經營”詩歌注定會在物質杠杆的衡量下被視為落伍的行為。因此，像中國新詩研究所這樣的學術機構，曆經四分之一世紀後依然詩心不改，必然會成為中國新詩界的奇跡。
值此《詩學》第三輯編輯出版之際，我們迎來了中國新詩研究所建所二十五周年紀念。作為中國第一家研究新詩的實體單位，中國新詩研究所在二十五年的發展曆程中經曆了諸多變故，對其學術思想的演變、實體機構的建設、學術人才的培養、學術交流乃至創辦的刊物等作一次縱向的考量，對於中國新詩研究所本身或者中國新詩界而言，都是一件有價值的事情，《輝煌的尋夢之旅：中國新詩研究所25周年》一文，正是對這種籲求的回應。中國新詩研究所在二十五年的時間裏，培養了大量的詩歌研究人才，很多校友已經成為國內知名的詩學專家，他們的詩歌研究成果彙集起來蔚為壯觀，因此我們專門整理出了中國新詩研究所學生的畢業論文條目，借以突出中國新詩研究所對中國現代詩學的貢獻。
中國新詩研究所是“上園派”的理論“基地”。1984年和1985年一批知名的詩評家在北京上園飯店兩次聚會，1986年在廣州《華夏詩報》的一次筆談中，詩報編者在為筆談所寫的“編者按”中第一次用了“上園派”的名稱。1987年，呂進主編出版了《上園談詩》一書來宣傳該理論群體的詩學主張，中國現代詩學研究中的“上園派”由此得名。在闡述上園派的理論核心和詩學精神時，呂進認為上園派“堅定地繼承本民族的優秀詩歌傳統，但主張傳統的現代轉換；大膽地借鑒西方的藝術經驗，但主張西方藝術經驗的本土化轉換”(呂進：《中國新詩研究：曆史與現狀》)。“上園派”舍棄了封閉型的詩學構架以及靜止的傳統觀，避免了偏激性、反叛性和詩學根基的不穩定性，從而“主張新詩既要民族化、也要現代化，既要立足於傳統，但又不能株守傳統，抱殘守缺，而要橫向借鑒於西方。“上園派”的理論主張具有開闊而厚實的詩學基礎，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在21世紀中國現代詩學探索的道路上顯示出較強的生命力和合理性。“上園派”的詩學主張是中國新詩研究所一直堅守的詩學理念，因此，在建所二十五周年的時候，我們專辟“上園派”研究欄目，發表著名詩評家古遠清和蔣登科兩位先生的文章，目的當然還是為了彰顯中國新詩研究所二十五年來的主要詩學思想。
在四分之一世紀的詩路曆程中，中國新詩研究所的學術思想也在不斷發展。除了上麵談到的“轉換”思想之外，21世紀初期，呂進、駱寒超等詩家提出了中國新詩的“二次革命”，核心思想就是詩體重建、詩歌精神重建和詩歌傳播方式重建。而中國新詩研究所一直注重詩歌文體的研究，因此，我們選刊了毛瀚和項兆斌兩位先生談論詩歌文體的文章。同時，“提升自由詩，成形現代格律詩，增多詩體，是詩體重建的三個美學使命”。我們所謂的“詩體重建”是要增強每一種詩歌形式的藝術含量，而不是舍棄所有的形式而專注於發展格律體，新詩已有的各種形式都是合理的，完善和提升現有的各種詩歌形式才是詩體重建的旨歸。因此，本輯《詩學》再次邀請倡導現代格律詩最力的萬龍生先生擔任“格律體新詩研究”的欄目編輯，以為中國新詩的詩體重建尋找可能的發展方向。
中國新詩研究所二十五年來的學術視野具有全國性乃至全球性的廣度，但關注地域詩歌的發展也是其詩學內容之一。20世紀80年代後期，中國新詩研究所參與了《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係》的編撰工作，後來撰寫了《20世紀重慶新詩發展史》、《重慶抗戰詩歌研究》等，這些研究成果都體現出中國新詩研究所對地方詩歌的關注。從第一輯開始，《詩學》均開辟了由呂進先生主持的“重慶詩人訪問記”，每期采訪三到五位重慶詩人，將來可以結集出版，必將成為研究重慶詩人的重要文獻。
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實在太短暫，但在中國新詩發展的曆程中，中國新詩研究所能夠始終熱情飽滿地對待“江河日下”的詩歌，能夠在紛繁複雜的新詩研究中堅持自己的詩學主張，業已演繹出中國新詩以及中國新詩研究不可忽視的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