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散文詩——李耕訪談
采訪人：趙宏興（《清明》《安徽文學》編輯、記者）
時間：2004年10月3日（江西省文聯大院李耕寓所）
趙：今天能在你家采訪，十分高興。我早就有采訪你的計劃，也就采訪事以信函、電話聯係過，由於工作忙，一拖至今，請原諒。
李：專程從合肥趕來，風塵仆仆，謝謝了！
趙：李老，你是散文詩界的著名作家了。一個作家的起點，對後來者是很有意義的，請談談你是如何走上散文詩創作這條路的？
李：“著名”不敢當，有“作家”這一“桂冠”足矣。上世紀40年代初流亡贛南。當時自己是個工人，偶然讀到創造社諸作家的一些作品，很受觸動，再讀一些名著並受當時活躍在贛南的眾多作家詩人與編輯如李白鳳、雷石榆、穀斯範、洛汀與曹聚仁等的影響（有的後來成了朋友），大概是1943年，便與詩人鄭雨等組織“藝鋒”文藝社，編輯《藝鋒周刊》，開始寫點自由體短傳了。自己譜曲的《鄉愁》是自己詩的處女作。同時，在讀其他文學樣式的作品中似乎更悉心於讀魯迅的《野草》，冰心的《繁星》，宗白華的小詩及高爾基的《海燕》，泰戈爾零散的一些譯作，並背誦一些今日看來屬於古典散文詩或類散文詩的短文。在十分貧苦的日子裏，沉浸於文學的閱讀與寫作的學習。我的散文詩處女作，刊載在我與彭荊風主持的《牧野》文學旬刊上（筆名劉江）。當時也用巴岸、白煙、易寒、於冷的筆名寫自由體及其他小文章，李耕的筆名也是這時開始用的。接觸過的一些作家詩人給我的影響與激勵，大於所謂文學“使命感”的認識；當時作家之受人尊敬，及作家在曆史文化進程中所起的作用或潛作用，也許是當時自己自覺走上這條曾為之欣慰也為之受難的道路的誘因。
趙：你初涉散文詩這一文學形式時，是否識到這是在寫散文詩呢？
李：除教文詩外，也寫散文與自由詩，寫過劇本、歌詞、評論和說唱一類作品，淺嚐輒止或“遵命”為之，未有“正果”。喜歡書法、篆刻。篆刻是受前輩詩人李白鳳的影響開始的，如今眼已“半瞎”，興趣已無了。近一二十年寫得多的是散文詩，但始終徘徊在似覺平淡的港灣，頗感苦悶。自己的大苦悶或曰不可跨越的苦悶是：無才華，難成大器。囿於前人構築的“文學鳥籠”飛不出去。黃昏遲暮，殘陽風燭，沉屙難釋，己泊近死神圈點的墳墓。李耕，文壇一小小“過客”耳。
趙：我在有關資料上看到，你曾以病患之軀，每日堅持寫一章散文詩，這是什麼動力？
李：1957年後，我被迫擱筆二十二年。複出文壇，年過半百，不願負於麵對的相對寬鬆的創作機遇，讓自己少時憧憬的文學理想得以繼續，曾每日寫一章散文詩並從“辭典”中選出陌生詞語造句。這隻是練筆，以後編務太忙，便停下了。前期作品《生命的回音》就是從這些練筆之作中改出來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與九十年代，寫得比較多，有靈感時，一日寫十餘章，《爝火之音》與《暮雨之泅》中的作品，大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二十一世紀後，年過古稀，也寫了不少，大都收入即將出版的《鳥的感覺》。
趙：散文詩理論相對於散文詩創作來說是一種缺場，散文詩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李：散文詩理論方麵的研究、評論，相對於其他文學形式的評論與研究，似乎少些，但也出了不少成果，近些年，由於散文詩的“退潮”現象（其實這是正常的，往日有過的所謂“繁榮”，表象而已），評論家對散文詩的關注少了，或不如關注其他文體那麼多那麼及時了，應該說，創作和評論，是散文詩的兩翼，在扶持散文詩大作家大作品出現的同時，大評論家的出現，同是散文詩真正繁榮的標誌。有了驚心動魄的大作品，才有會有驚心動魄的大評論，正如有了《野草》，才有說不完的《野草》一樣。
趙：散文詩的評論對散文詩創作有沒有作用？
李：這是肯定的。平淡無奇、觀念上滯後於創作的評論，不如一則有獨到見地的“詩話”能讓人從中受到啟迪。一種文學樣式（或流派）的拓展、提升、創作是一方麵，旗幟性，能“擊醒”人的智慧之塞的評論也是極其重要的一麵。開創性的評論也可領風騷於一時。也許，大作品大作家的出現，對學者、對評論家會形成一種思索、探索、追蹤評說的興趣與誘力，但大評論家的評論，有時在啟示一代創作的興起方麵是能起扛鼎作用的。
趙：散文詩是一種先鋒文體，白話運動就是從散文詩開始的，因為那時的新詩還未形成，大家寫的都是我們現在稱之為散文詩的東西，如魯迅、郭沫若、劉半農等，後來新詩的斷行穩定了，大家才都去寫新詩了，但新詩寫到現在，也出現了許多問題，它最後的解放在哪裏？有學者說，在散文詩，這種跡象不管是國外還是國內，都已出現，比如昌耀後期寫的新詩就是不分行的散文詩，徐遲後來在編自己的詩歌集時，也把過去發表的分行詩，全都不分行編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