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海明威影響，至今還認為繪畫與小說互見性強。海明威喜歡塞尚、德加，他看塞尚的畫，一邊看一邊說：“這正是我們企圖在作品裏達到的效果，這兒，那兒，還有林子，還有我們必須爬過去的岩石。”
精美的畫冊價格昂貴，但絲毫不妨礙我對它們的欣賞。我有一個讓書店頭疼的不良習慣，每到一家書店，就把書架上的畫冊一本一本拿下來看一遍，沒看過的要看，看過的也看，常一待就是兩三個鍾頭。有時候就更無賴，拿相機把畫冊一頁不少地拍下來。有的書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隨你拍，有的就不幹了，大聲喝斥，仿佛抓賊一般。就這樣，慢慢我有了自己喜歡的畫家，如懷斯、蒙克、梵高、波洛克、康定斯基等。
一次在上海美術館看到魯本斯的原畫，一次在上海博物館看到梵高和高更的原畫，一次也在上海博物館看到波洛克的原畫，這才意識到，再好的印刷品，也丟失了原畫的那種震撼人心的力量。這跟小說的原文與譯文有差別相似。我看過好幾篇海明威英文原著短篇小說，並隨手把它們譯成中文，經對比我發覺手裏幾種已出版的譯文均錯訛頗多，甚至不及它們的德文版。由幾篇原文、幾幅原畫，真正感受到作者、畫家的本意、情感、手法，再看同一作家、同一畫家別的或好或差的譯文、或精美或粗糙的印刷品，就能想象出原文、原畫的好，這是我的讀書、讀畫經驗。
我喜歡蒙克是在心理層麵上。在我得了神經衰弱以後，尤其病愈以後，對《呐喊》及《病中的孩子》的感覺和理解，那種絕望中的地獄感，病中的哀痛感，就真切而深刻了。我喜歡的一本講藝術的書，是美國著名藝術批評家約翰·拉塞爾的《現代藝術的意義》。書中講蒙克的畫作時有這樣一段話：
蒙克在《生命之舞》這樣的單幅畫中，也力圖同時表現人類生活的全部。畫麵左側那位姑娘的白色服裝象征著還未遭玷汙的純潔，畫麵右側那位婦女的黑色服裝和痛苦狀態象征著哀痛和抵製，畫麵中間那位婦女的紅色服裝象征著短暫的喜悅。在背景中，靠左和靠右的兩對淫蕩男女象征著那種更加卑鄙的生活……
2010年我寫了一個帶實驗性質的長篇小說，其想法源自蒙克的這幅畫。
寫成後，亦仿其畫名，取小說名為《我們的生命之舞》。
起初的想法就激蕩我的心。
就像一幅阿拉伯掛毯，它覆蓋了一麵巨大的牆壁，不但它本身沒有邊緣，而且它的每一個部位都可以被切割；這書稿要寫到20萬字，且渾然大塊，不分章節。若於書中截取2千字以上，或者2萬字甚而更多，於任何一個地方截取，都可以獨立成篇。這一如我們的社會生活，一如我們的個人生活，應無始無終，無邊緣無中心。寫成後，我曾把它切成4塊，就成了4個中篇小說，分別取名為“風中的女人”、“風中的男人”、“我知道你有一顆善良的心腸”、“我就是那一隻披著羊皮的狼”。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這個長篇小說隱含我的三個短篇，它們分別是“等待”、“鍾情”、“殺人不是好事”。這三個原本毫無關聯的短故事，恰恰在這個長篇中緊密交織在一起。短篇中或點到為止的，或略而不述的，在這裏就有了任情舒展的空間；事件和人物，在深邃處有了更多的情感細節。我的興之所至，一是詮釋我的短篇，把隱含的東西全披露出來；二是考察我對不同事件、不同人物的結合能力，看能否做到天衣無縫。
無始無終的是時間。
就是那次神經衰弱，我於極度無望中去了溧陽的二姑家，要在那裏寫稿，卻一個字也寫不出來。一天晚上，二姑帶我去村裏一位老先生家閑聊，老先生給我講了葛正才的事，原來葛正才的養父養母家就在這裏。我知道葛正才死於1920年代的溧陽西門刑場，他是溧陽最後一個被砍頭的重罪死囚，他的“破城放監”故事在溧陽廣為人知。於是，我調查起葛正才的塵封往事，去了毛尖、周城、泥麵崗、大卡、麻園等地，曆時兩個禮拜，且盡我之所能，東搜西羅將葛正才生前的種種細節，全記到我的筆記本上。我把葛正才寫到這個小說裏，就拉開了小說的時間長度，其起點便推至1920年代了。
“等待”和“殺人不是好事”，都講是的文化大革命的事情，而“鍾情”則講的是當下的現代生活，於是這個長篇小說便跳來跳去，隨著事件的發展或人物的意識跳到1960年代，跳到眼下的新世紀，且轉瞬間又跳回去了，跳到抗日戰爭，跳到反右運動，從此處跳往彼處，從此細節跳往彼細節。應是層層剝離，從現實生活中剝下彼此相關的東西；又是節節跳躍，在人生關鍵處跳到精神層麵上去。既要跳得自然，又要轉換流貫，這就蠻考驗人。
且由葛正才的外柔內剛，講到同是江南人的伍子胥、專諸、要離，把時間又往前追溯了兩千餘年。“鍾情”中的女主人公孫治是個狠下心來做壞女孩的年輕女子，在小說結尾時她死於非命，而她的閨蜜沈芸，又開始了與她相仿的另一番生活；這時候，小說一下子跳入未來中戛然而止，而時間仍綿綿不絕，不管人的生與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