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於今江蘇範圍的明代六府一州中，從作家群體的發展來看，是極為不平衡的，作家主要集中於蘇州、常州、應天、揚州、鎮江五府，淮安府和直隸州徐州，不僅名作家少，而且整個作家群體也無法與其他諸府相比。換言之，江蘇明代作家主要集中於傳統意義上的江南一帶，五府的主要地域在漢代都曾屬吳郡，它們共同構成吳文化圈。吳文化發展至明代，在深厚的曆史積澱中，又煥發出新的活力，產生新的生長點，形成新的地域文化個性。在這樣一個由時代、地域所決定的獨特文化背景下生存並發展著的江蘇明代作家，自然顯現出獨特的個性風貌。
第一節三個文化區域三種作家狀態
江南吳文化在明代發展中又形成不同的區域文化特色。以作家為觀測點，則江南五府又可形成以蘇州府、常州府為一體的蘇常文化區域，以應天府、鎮江府為一體的金陵文化區域，和以揚州府為代表的廣陵文化區域，從而形成三種作家狀態。
一、?蘇常——活躍的文化土壤與全麵繁盛的作家隊伍
明代，蘇州、常州二府在文化上取得了全麵繁榮，幾乎在每一個領域，都處於全國領先地位。從作家隊伍的發展來看，不管是明代初期、中期，還是後期、明末，各個時期的作家成批湧現，前後相繼，發展基本均衡。元末明初，蘇、常二府作家隊伍的發展有兩個得天獨厚的條件，一是有元末重要作家兼文化名人楊維楨與倪瓚的提攜與推重。尤其楊維楨，實際掌握著元末明初江、浙一帶詩壇的話語霸權。借助於楊、倪的盛名，開拓出一個詩人群體的活動場域，這就是顧瑛創立於昆山的玉山詩社。二是有元末張士誠幕府參謀饒介與明初蘇州太守魏觀對文人的籠絡。在他們之下，又有一個以吳中四傑為主體的活動於蘇州城的北郭詩社。尤其是明三百年詩歌稱首的高啟的出現，使吳中詩壇一入明，就占據著創作的最高峰。兩大詩社團結帶動了大批詩文作家的湧現，從而使吳中作家隊伍在明初洪永期間，就出現了強勁的發展勢頭；宣弘時期，蘇、常二府作家繁盛，創作質量高，是蘇常文學的高峰時期；嘉萬時期，作家更為繁盛，但總體創作質量略低於宣弘時期；啟禎時期，常州東林書院、蘇州婁東複社，更是引領帶動了大批作家，從而使蘇常作家隊伍，即使到了明末，仍保持著發展強勢。
從作家隊伍的構成來看，明代蘇常作家，從台閣文人，到山林作家；從仕宦文人，到山人處士；從文人群體，到流派作家；從獨立發展的個性作家，到設壇坫創流派的領袖人物；從著姓望族作家，到新興文化家族作家；從詩文詞曲作家，到戲劇小說作家，每一類都呈現勃興局麵。而且，都有在當時全國文壇上占據一定地位的高成就作家出現。此外，蘇常作家還有一個獨特現象，即女作家群體的湧現，如果以府為單位來觀照，則蘇州府的女作家，要多於任何一府，而且創作成就高，像沈宜修、柳如是，堪稱明代女作家的代表。
吳人好古，蘇、常二府的作家，文化修養深厚而全麵，很多作家詩文書畫俱精，戲曲音樂兼擅，他們大都有深厚的古學底蘊。一是蘇常文人好藏書，富藏書，富藏宋元舊版書。如成、弘時期的太倉人陸容，好學，家藏萬卷，撰有《式齋藏書目錄》；正、嘉時期的常熟人楊儀，以讀書著述為事，建萬卷樓，多宋元舊版書；嘉、萬時期的常熟人孫樓，家有博雅堂，藏書萬餘卷；跨越明代中後期的吳縣人楊循吉，好藏書，有十餘萬卷，有很多是親手抄寫的；明末常熟錢謙益的絳雲樓藏書，更是聞名東南。錢謙益說：
自元季迨國初，博雅好古之儒，總萃於中吳，南園俞氏、笠澤盧氏、廬山陳氏，書籍金石之富，甲於海內。景、天以後，俊民秀才，汲古多藏，繼杜東原、邢蠢齋之後者，則性甫、堯民兩朱先生，其尤也。其他則又有邢量用文、錢同愛孔周、閻起山秀卿、戴冠章甫、趙同魯與哲之流，皆專勤績學，與沈啟南、文徵仲諸公相頡頏，吳中文獻，於斯為盛。百年以來，古學衰落，而老生宿儒，笥經蠹書者，往往有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丙集，第303頁。
二是作家大多學識淵深。清人好譏諷明人學問空疏，如拿專以學問為業的乾嘉學人來比照，自有一定道理，但如放在作家的視域中，則不盡然，尤其對明代蘇常作家而言，則更有失公允。蘇常作家中好學博古之士，隨時可見。如吳寬“素有古學，及入翰林，凡有作，輒傳播中外”。而且“好古力學，至老不倦”王鏊《文定吳公神道碑》，《震澤集》卷二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沈周“自群經而下，若諸史子集，若釋老，若稗官小說，莫不貫總淹浹，其所得悉以資於詩”文徵明《沈先生行狀》，《甫田集》卷二十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以下非注明則皆出該書）。史鑒“其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熟於史論，千載事曆曆如見，而剖斷必公，蓋有宋劉道原之精。至於時事人言，得於聞見，往往筆之成編，則有洪容齋之博焉”吳寬《隱士史明古墓表》，《匏翁家藏集》卷七十四。。朱存理“好求昔人理言遺事而識之，對客舉似，如引繩貫珠，弗能休。……居常無他過從，惟聞人有奇書，輒從以求，以必得為誌，或手自繕錄，動盈筐篋。群經諸史，下逮稗官小說、山經地誌，無所不有，亦無所不窺，而悉資以為詩。”文徵明《朱性甫先生墓誌銘》，《甫田集》卷二十九。蘇州府作家中，要說古學之淵深，莫過於歸有光：“弱冠通六經、三史、大家之文，及濂、洛、關、閩之說。邑郡有吳純甫先生，見熙甫所為文，大驚，以為當世士無及此者。”唐時升《明太仆寺寺丞歸公墓誌銘》，《三易集》卷十七，《四庫禁毀書叢刊》第一百七十八冊，第213頁。而繼承歸有光之學的嘉定學派之王誌堅可稱得上是有明最會讀書、最會研究古學的人：
通籍後，卜居吳門古南園，杜門卻掃，肆誌讀書，先經後史，先史後子、集。其讀經，先箋疏而後辨論。讀史，先證據而後發明。讀子，則謂唐、宋而後無子，當取說家之有裨經史者補之。讀集，則定秦、漢以後古文為五編，考核唐、宋碑誌，援史傳，捃雜說，以參核其事之同異、文之純駁。其於內典，亦深辨性相之宗。《明史》卷二百八十八，列傳第一百七十六，文苑四。
即如四才子之一的祝允明，雖學識博雜，但仍要以古學作底蘊：“稍長，遂貫綜群籍，稗官雜家、幽遐嵬瑣之言，皆入記覽。發為文章，崇深巨麗，橫縱開闔，茹涵古今，無所不有。”陸粲《祝先生墓誌銘》，《陸子餘集》卷三。這是略舉蘇州府作家中的數例。而“東吳多文獻，無錫殊盛，非惟科目踵接，山林名行之士亦多其人。”李東陽《封中憲大夫湖廣武昌府知府秦公墓表》，《懷麓堂集》卷七十七。無錫山林之士秦旭就“究心問學，不事章句”。邵寶則“學以洛、閩為的，嚐曰：‘吾願為真士大夫，不願為假道學。’舉南畿，受知於李東陽。為詩文，典重和雅，以東陽為宗。至於原本經術，粹然一出於正，則其所自得也。博綜群籍，有得則書之簡，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義，名之曰《日格子》”《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列傳第一百七十，儒林一。。杭淮舉進士官刑部主事時，“暇倡同誌為五經會”。由此可見蘇常文人學養之一斑。
蘇常作家具有自主意識的文化人格。蘇常作家的豐富文化積養，決定了他們在創作追求上並不盲從，而是有自己獨立清醒的判斷，即使是受時代文學主潮的影響，他們也能聯係自身實際而有所通變，仍能保持自我的鮮明個性。江南的地理人文環境，尤其是受晉、宋南渡文化的影響，決定了蘇常作家的聰穎靈慧而感情豐富，他們務實而又不乏浪漫氣質。所以，蘇常文學是主情文學，抒寫性情，是每一個作家的自覺追求。
明初以高啟為首的吳中四傑自覺地打出全麵複古的旗幟，但他們的複古是為了振元末纖穠之習。高啟的複古在講究“格”的同時，更注重“意”與“趣”，講究“化”，講究通變，這和前後七子的偏而擬的複古主張有著本質的不同。而且，四傑還有一個共同趣尚即格調與性靈並重，其對性靈的重視直接影響到此後的吳中詩派。沈周、楊循吉、祝允明、唐寅、文徵明等人，都主張抒寫“真性情”，自由表現主體情感，並由吳中而影響至公安領袖袁宏道的性靈主張的產生。吳寬生活於李東陽茶陵派的崛起之時，在注重學習唐詩格調的風氣中，又鮮明地表現出自己的創作個性。吳寬於時文創作反對拘守格律，反對穿鑿牽綴之辭，於詩則學習中晚唐並進而推崇蘇軾詩風，講究“趣”，詩風淺淡、新活，有向宋詩靠攏而返之於理的傾向，其實是對李東陽格調說的反動。徐禎卿本是前七子之一，是當然的複古派人士，然而他的詩學理論的核心是有別於李、何的“情才論”，他的詩歌創作實踐是“所操仍是吳音”，故成為吳中詩人之冠。王世貞是後期複古派的領袖，主盟文壇數十年，其地位於明代作家中無人能敵，其博學也難乎為繼，然首先對其進行毫不留情批判的卻是地域相鄰、古學比他更為紮實的歸有光，直斥其為“庸妄巨子”。王世貞以叱吒文壇的氣勢，使當時的四海之士紛紛奔驅門下，然最與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人物，後七子中吳中隻他一個王世貞，稍遜於七子者則是吳中以外的汪道昆、屠隆、胡應麟等人。顯示著他一廂情願色彩很濃的王氏“諸子”中，吳中作家並不多，而且多是二心者，甚至不乏叛逆者。“五子”係列二十四人中，吳中作家隻有俞允文、趙用賢二人。俞允文則以文首交於歸有光，以賦見賞於文徵明，詩倒是近於後七子派，卻又不滿於李攀龍。趙用賢的詩歌成就不高，其詩傾吐真心，與七子派亦有不同。“四十子”中倒是有不少吳中作家，然其歸屬在王世貞本人就很勉強，並非以創作主張與創作風格為重要劃分標準，像張鳳翼、王叔承、王穉登等幾個成就較高的作家，都是具有很強的獨立文化品格的人。
俞允文、王叔承、沈明臣、王穉登是《明史》中所稱的嘉、萬間布衣、山人的代表。王叔承與申時行、王錫爵、王世貞交往密切，以其聲望和才氣，至少可歸於王世貞的五子係列，然王氏卻將他置於四十子中，根本原因還是王叔承“論詩不甚傾心王、李”，而是強調“事與景者，天地所自有之物，偶遇而收之；情與意者，吾所本有之物，偶觸而發之。彼吾役也，吾不彼役也”朱彝尊《靜誌居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卷十四，第428頁。。王穉登是當時山人中影響最大者，與申時行、王世貞的關係最好，但他在《與方子服論書》一文中對李、何的批判毫不留情麵，頗有指桑罵槐之意。王世貞“二友”之一、通家之好王錫爵之子王衡，對王世貞卻不肯“北麵”事之。嘉定四先生皆傾心古學、神屬歸有光一派，詩歌創作上實開清初錢謙益宗宋之風，但他們學歸有光，也隻是學其治學精神與為文品格，並非亦步亦趨；四先生雖也受當時公安、竟陵的影響，然他們風骨自高，所抒寫的是“真性靈”，決無二派那麼偏狹。
常州府作家中，邵寶為詩文宗李東陽，但為學原本經術，粹然一出於正，多所自得；於創作上，自又與李東陽不同，故在當時有“真詩惟邵二泉”之譽。杭淮與前七子領袖人物李夢陽交往密切，受其影響。但杭淮強調要為詩所樂，不為詩所困，前提是要發於性，動於中。所以他的詩歌是宜興雙溪之靈氣的浸潤，而不是假靈於古人，這一點被王慎中看到了。華善繼、華善述兄弟異趣，善繼主動接近王世貞，然詩歌終究帶有自我個性，習染不深；善述則取法中晚唐韓、孟詩派，而被王世貞以“不可為典要”目之，故兄入得四十子，而弟無緣。
大凡蘇、常二府作家，於明代各大文學流派，不可能不受其影響，並且都有追隨者。但對於聲勢最大、持續最久的複古文風而言，古論者往往以“習染未深”評之，四字背後，顯示的還是吳人的獨立個性。其實，吳人普遍好古，尤其是蘇、常二府作家，他們於詩文創作上普遍傾慕漢唐兩宋，他們的複古，與前後七子派的複古有相通之處，但不相合，蘇常作家是講究有獨立個性的複古。
如果借用宋濂的台閣文學與山林文學的二分法，則蘇常文學是台閣作家與山林作家、台閣文學與山林文學結合得最為緊密、互動性最好的文學。這主要是因為兩大類作家在蘇、常二府勢均力敵，相輔相成。吳文化在明代的領先優勢，決定了它也具有很強的兼容性，唐、祝等人的放誕個性，在吳中能得以包容，並變本加厲地發展下去；沈周是明代當之無愧的布衣之傑，其隆望、聲譽、才華、個性、人品，即使館閣重臣，亦仰慕之至。正是不同身份、不同類別文人的勃然興起，和彼此間的相磋相磨，才帶來了蘇常文學的全麵繁榮。
二、?金陵——帝都文化的衝擊與開放融合式作家隊伍
明之應天、鎮江二府舊地，自兩漢至唐之前屬於同一個行政區域，或為丹陽郡，或為蔣州，或為潤州。至唐初，始析為江寧郡與丹陽郡。期間自孫吳至東晉、宋、齊、梁、陳，金陵曾為六朝國都，至南唐複為國都。在晉室南渡的文化大融合時期，金陵與京口之間，始終為一個整體，所以兩者之間的文化實為同一模式。
金陵本就有六朝國都的帝都文化積澱，入明後，它又作為大一統帝國的國都，帝都文化又煥然勃發出來。永樂後期，帝都由南京遷到北京，南京隻作為留都存在，政治功能大為減弱，但由於處在文化發達的江南，反而因政治功能的淡化，更增強了它的文化功能。一是南京仍留有六部等政府機構，但形同虛設，實際功能已大為減弱。《客座贅語》中說：“故謂南吏部不與銓選，禮部不知貢舉，戶部無斂散之實，兵部無調遣之行，視古若為冗員”。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二，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6頁。六部官員多為清差閑職，他們有大量的時間從事創作，並圍繞他們形成文人圈。二是明朝在南京仍然設有國子監，同時作為南直隸首府，又是三年一次的鄉試考場所在地，積聚著大批的士子文人，他們來自不同的文化地域，有著不同的創作風貌，在這裏進行著交流與交融。所以，明代南京成為大明王朝在南方的一個最大文化中心。
另外，南京作為帝都遺存，仍具有強大的娛樂功能，對文人產生強大的吸引力。秦淮風月本為六朝古都南京的一大特色，入明，這一特色得到進一步加強。發展至明末，秦淮風月更達到有史以來的最高峰。《客座贅語》記載了明初十四樓：
國初，市之樓有十六，蓋所以處官妓也。而《南畿誌》止十四，曰南市、北市、鳴鶴、醉仙、輕煙、澹粉、翠柳、梅妍、謳歌、鼓腹、來賓、重譯、集賢、樂民。按李泰……有集句詠十六樓，中有清江、石城二樓。晏振之永樂中《金陵春夕詩》又曰：“花月春江十四樓”，則知相沿已久。顧起元《客座贅語》卷六，第202頁。
之所以拈出這一問題，是因為明代金陵的曲院妓樂與文人活動有極其密切的關係。祝允明《野記》載道：
本朝初不禁官妓，唯挾娼飲宿者有律耳。永樂末，都禦史顧公佐始奏革之。國初，於京師官建妓飲六樓於聚寶門外，以安遠人，故曰來賓，曰重譯，曰輕煙，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其時雖法憲嚴肅，諸司每朝退，相率飲於妓樓，群婢歌侑，暢飲逾時，以朝無禁令故也。後乃浸浸放恣，解帶盤薄，喧呶竟日，樓窗懸係牙牌，累累相比。日昃歸署，半已沾醉，曹多廢務矣。朝廷知之，隨從顧公之言。祝允明《野記?三》。
既奏革官妓，說明其隊伍的龐大，而這種奏革恐怕也不會實行多久，實際是隨革隨生。朱彝尊說：
明製，南、北都各立教坊司，北有東、西二院，南有十四樓。其後南都舊院特盛，成、弘間，院中色藝優者，結二三十姓為手帕姊妹，第月節，以春檠巧具肴核相鬥，名為“盒子會”。沈啟南曾為作圖，係以長句，然青樓之題詠無聞也。隆、萬以來，冶遊漸盛，浙有沈水部某，托名冰華梅史，以北京東、西院妓郝筠等四十人，配作葉子牌。金沙曹編修大章，立蓮台新會，以南曲妓王賽玉等一十四人，比諸進士榜。一時詞客，各狎所知，假手作詩詞曲子，以長其聲價。於是北裏鮮有不作韻語者。朱彝尊《靜誌居詩話》卷二十三，第761頁。
以上這些記載還隻是就官辦妓樂場所而言，而民辦的更不可勝數，雖某個時期有所奏革，實際一直在發展中，直到明末。金陵這種特殊的帝都文化環境，以及消費娛樂業的異常繁榮，形成一種金粉佳麗與衣冠文人密切結合的特殊文化形態。南京也由此被文人目為“仙都”。在這種特殊的帝都文化背景下，其作家隊伍也出現了新的特點：一是文人結社集會活動頻繁，其社、會規模之大，參與人數之多，參與範圍之廣，為明代之最。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中於“金陵社集諸詩人”條說：
海宇承平，陪京佳麗，仕宦者誇為仙都，遊譚者指為樂土。弘、正之間，顧華玉、王欽佩，以文章立坫；陳大聲、徐子仁，以訶曲擅場。江山妍淑，士女清華，才俊翕集，風流弘長。嘉靖中年，朱子價、何元朗為寓公，金在衡、盛仲交為地主，皇甫子循、黃淳父之流為旅人，相與授簡分題，征歌選勝。秦淮一曲，煙水競其風華；桃葉諸姬，梅柳滋其妍翠。此金陵之初盛也。萬曆初年，陳寧鄉芹，解組石城，卜居笛步，置驛邀賓，複修青溪之社。於是在衡、仲交，以舊老而蒞盟；幼於、百穀，以勝流而至止。厥後軒車紛遝，唱和頻煩。雖詞章未嫻大雅，而盤遊無已太康。此金陵之再盛也。其後二十餘年，閩人曹學佺能始回翔棘寺，遊宴冶城，賓朋過從，名勝延眺；縉紳則臧晉叔、陳德遠為眉目，布衣則吳非熊、吳允兆、柳陳父、盛太古為領袖。台城懷古，爰為憑吊之篇；新亭送客，亦有傷離之作。筆墨橫飛，篇帙騰湧。此金陵之極盛也。
在“朱承彩”條中說：
萬曆甲辰中秋，開大社於金陵，胥會海內名士張幼於輩，分賦授簡百二十人，秦淮伎女馬湘蘭以下四十餘人，鹹相為緝文墨、理弦歌，修容拂拭，以須宴集，若舉子之望走鎖院焉。承平盛事，白下人至今豔稱之。兩條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第462、471頁。
僅以錢謙益所載，金陵幾次大的社事文會活動就有：一、弘、正間以顧璘、王韋及陳鐸、徐霖為地主的文人結社集會活動；二、嘉靖中葉以金鑾、盛時泰為地主的社事活動；三、萬曆初年陳芹組織的“青溪社”活動；四、萬曆中期閩人曹學佺於金陵的文人集會活動；五、萬曆三十二年（甲辰）皇室後裔朱承彩於金陵所開的大社。這種大型的文會活動，從中期弘治間開始，一直綿延至明末。僅朱承彩所開的大社就有一百二十多名文人參與，四十多名歌妓穿梭其間。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在“白門新社諸詩人”條中記載了他於萬曆末，得閩人謝雒所輯《白門新社詩》八卷，凡一百四十人，當是曹學佺來金陵時文人集會的作品集。由此可見，嘉、萬時期的幾次文人大聚會，每次可能少則幾十人，多則上百人，而且每次都有歌妓參與其中。這就帶來了第二個特點，即熏陶出一批才妓作家，從而成為金陵作家群體中一道獨特的風景。
從曆次集會來看，金陵本地作家占據地利可能在人數上是主體，但流寓金陵作家與外地赴會作家的“海內名士”卻是主導。由於地理上的原因，這些外地名家自然又以江、浙為多。金陵本地作家借社事活動以交海內名流，為自己增色。所以，進行創作上的切磋與品評是其主要內容。這樣一來，金陵文化與外來文化就時時處在一種衝擊與融合的狀態之中，金陵本地作家與外來作家也時時處在一種交流與融合的狀態當中。這就是帝都文化的特征，它是一種開放融合式的文化，它的作家隊伍也具有開放融合式的特色。
在這樣一種文化背景下，金陵的流寓作家數量占有相當大的比重，而且顯示的是一種強勢，所以金陵本地作家實際上處在一個弱勢地位。這表現在金陵有影響力、成就高的名作家少，詩文中除了“金陵三俊”顧璘、陳沂、王韋，散曲中除了陳鐸、金鑾（二人其實也是外地人僑居金陵），可在明代文學史上寫上一筆外，其他可以稱得上名家的實在不多。再就是文化人格中的自主意識並不明顯。金陵作家首屈一指的當屬顧璘，但他卻是追隨前七子的一個複古力將。在這一點上，應天府作家之有顧璘，恰如蘇州府作家之有徐禎卿，然徐禎卿之複古仍帶有“吳音”，而顧璘之複古卻失去了個性。既然金陵作家在金陵文化圈中處在一種弱勢地位，那麼它的鄉邦文學的地域特征也就淡化在帝都文學裏了，因為帝都文學更多地帶有時代文學的共性特征。
三、?廣陵——繁華消歇後疏星耀空的作家狀況
揚州在唐時最盛，北宋時還是“淮左名都”，但經過宋元三百餘年的經濟變遷及戰火摧殘，到明代，江淮間往日的繁華氣象已不複存在，直到明末清初，揚州才因製鹽業的發達而又迅速繁榮起來。所以，明代的揚州，是處於北宋之後、清初之前的繁華消歇時期。
明代，經濟文化最繁榮的地區是江南的太湖流域，即南直隸的蘇、鬆、常及浙江的杭、嘉、湖諸府，而蘇州又是這一帶最為繁華的大都市。揚州既不如蘇州經濟文化之發達，又沒有蘇州所處的優越的周邊環境；本作為著名的文化娛樂大都市足與南京相抗衡，然南京由於在明初設為國都，後期作為留都，其地位迅速上升，文化迅速繁榮，揚州於這方麵的優勢已不得不讓位於南京。一方麵，揚州憑借長江和運河的便利水運條件，仍為舉子赴試、官員遷謫往來的一條通道，對外交流仍有一定優勢，但由於處在一個經濟文化相對沉寂的狀態當中，這一便利的交通條件並沒有在提升和壯大作家隊伍上發揮出它的優勢；另一方麵，南京由於其特殊的政治、經濟及文化、教育地位，和它優越的地理人文環境，成為南北文人、官員來往的一個首選之地，揚州水路反而處在一個次要地位。而且，揚州的交通便利優勢也是有限的，金陵、廣陵之間，本就有極其便利的長江水道，所以，很多文人、官員，即使路過揚州，也往往以金陵作為棲宿或者寓居的目的地。
明代揚州府作家的集會結社活動，作家之間的創作交流活動，既沒有蘇、常二府的密集與頻繁，也沒有南京的規模宏大。朱應登和宗臣，一為前七子派的重要成員，一為後七子之一。而七子複古派的重要人物，本就好以設壇立坫相期許，好以結社立盟相標置。朱、宗二人，應該算是揚州府作家中最具影響力的人物，然而他們並沒有在當地形成自己的弟子群體，宗臣固然因為早逝而未及發展，朱應登本有很好的條件，他有一個家族作家群體作基礎，但他隻能與金陵三俊並稱為“四大家”，家居時，也隻是父子兄弟間唱和於東溪田廬，這也能折射出明代揚州府作家的現狀。成就較高的作家不多，主要有高郵的汪廣洋、王磐、張綖，泰州的儲巏，寶應的朱應登、朱曰藩父子，如皋的冒愈昌、冒襄，江都的陸弼，儀真的蔣山卿，興化的宗臣，等等，散處於揚州府的各州縣，遠不及蘇、常二府多。而且，揚州府倚江都並沒有顯示出核心城市的文化核心功能。相反，蘇州府倚之吳縣及相鄰的長洲，常州府倚武進及相鄰的無錫，應天府倚上元、江寧，都是各府作家最密集的地帶，也是名家的聚集地區，充分顯示著核心城市的文化核心功能。
第二節科舉雄邑狀元之邦
六府一州中，蘇州府於明代是當然的科舉雄邑和狀元之邦，僅次於蘇州府的是常州府，其他各府州則難以與之抗衡。
一、?蘇、常二府科舉狀況
根據《明清進士題名碑錄》及《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統計，扣除衛籍進士，則江蘇明代各府、州進士情況是：蘇州府872人，常州府591人，應天府240人，揚州府226人，鎮江府155人，淮安府84人，徐州13人。分布是極不平衡的，以蘇州府、常州府為最多。放在全國去衡量，五百名進士以上的府有十個，江蘇就有兩個，蘇州府居第一位，常州府居第六位；以縣為單位衡量，則全國一百名進士以上的縣有三十個，蘇州府有吳縣、長洲、昆山、常熟四縣，常州府有武進、無錫、宜興三縣。此類統計參考了方誌遠《明代城市與市民文學》一書中的數據，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52頁。
置於明代經濟文化最為繁榮的太湖流域的蘇、鬆、常、杭、嘉、湖六府去比照，將所有衛籍進士都統計在內，則六府進士情況是：蘇州府1025人，常州府636人，杭州府477人，嘉興府471人，鬆江府424人，湖州府287人，仍以蘇、常二府為最多。以六府各縣為單位統計，超過一百名進士以上的縣，蘇州府七縣一州中有六縣（州），常州府五縣中有三縣，杭州府九縣中有二縣，嘉興府八縣中有二縣，鬆江府三縣中有二縣，湖州府七縣中均未有過百名者。顯然占比重最大的是蘇、鬆、常三府，而三府在明代都屬於南直隸。此類統計參考了範金民《明清江南進士數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一文中的數據，《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二期，第171頁。
當然，以上統計不管是以府或以縣為單位，還存在著一個地域大小與人口多少的不平衡問題，我們也難以做出一個絕對準確與絕對合理的論說。如果忽略這些因素，通過以上分析比較，很明顯，從考取進士這個層麵講，明代的蘇州府、常州府在科舉中處於明顯的領先優勢。
從狀元來看，明代共出狀元89人，上舉六府中，蘇州7人，常州4人，鬆江3人，杭州、嘉興、湖州各2人。明代一甲狀元、榜眼、探花數量，南直隸和浙江就占了將近一半。正統四年，江南於蘇州首開狀元記錄，而且連同二甲、三甲第一名皆為蘇州府人，狀元是吳縣施槃，二甲第一名是昆山張和，三甲第一名是吳江莫震，王世貞稱之為“一郡三傳臚”。王世貞《一郡三傳臚》，《弇山堂別集》卷三。但王世貞搞錯了，說成是“正統丙辰（1436）”科，查《江南通誌?選舉誌》等證實為正統己未科，即正統四年（1439）。弘治六年、九年，連續兩次狀元都是昆山人，上科是毛澄，下科是朱希周。會元、解元亦莫不以蘇州為盛，據王世貞記載，到他的時代，吳中會元就有七人。楊循吉說：“吾蘇自近年來，甲申科昆山諭德陸公（陸釴）第一；壬辰科則為吳公（吳寬）第一，公長洲人也；乙未科吳縣翰林王先生（王鏊）複第一；至君（趙寬）為辛醜科複第一。蓋連十五年之間，會試榜元出於蘇州者有四人，科目之盛，無以加矣”。楊循吉《七人聯句詩記》，《四庫存目叢書》，齊魯書社，1997年版，史部，第一百二十七冊。楊循吉在此所言的是從天順甲申（1464）至成化辛醜（1481），連續七科中有四科的會試第一名都是蘇州府人。同榜兩元的，如嘉靖壬戌（1562）科狀元是長洲申時行，榜眼是太倉王錫爵，王錫爵是會試第一名，殿試第二名，申時行是會試第二名，殿試第一名。而王錫爵與其子王衡皆榜眼，錫爵之弟鼎爵亦中進士第五名，父子兄弟皆中高第。王世貞說：“萬曆己卯、壬午，南畿解元連為吾州人陸大成、吾子士騏，又一科為戊子，王衡複為解元。”（《弇山堂別集》卷三）此為太倉一州（府轄州）於南京應舉人考試取得的盛況。這些都是明代科舉史上蘇州府所出現的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