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的底層寫作與鄉土敘述
一
對於沉寂日久的文壇而言，近幾年來關於“底層寫作”的爭論，可謂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件，其持續至今仍沒有終結的跡象。顯然，“底層寫作”作為一種命名，無疑是近些年來才有的事情，但作為一種寫作傾向及其敘述表現手法，卻是早已有之淵源有自了。因為，其自有階級以來“底層”就已存在，因而關於“底層”的寫作也一直不絕如縷。但問題是，為什麼唯獨在新世紀以來才有“底層寫作”這一稱謂或命名呢？而據阿爾都塞看來，命名的變化其實體現的是“總問題領域”的變化。換言之，“底層文學”之於新世紀，顯然是不能等同於“底層”敘述之於文學傳統的。因此，討論“底層寫作”就不能不涉及到具體的語境，而不能被“共時化”為超越時代的寫作趨向了。從這個角度看，像魯迅的《一件小事》和鬱達夫的《春風沉醉的晚上》等等，就不能被納入到“底層寫作”這一範疇中了。同樣，雖然“底層”不可避免地與苦難聯係在一起，那些不同時代描寫苦難的小說，也不能被放在“底層寫作”中來討論。
討論“底層寫作”，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底層”到底意味著什麼？而當“底層”與“寫作”耦合在一起的時候，又意味著什麼？其實，在這裏，第一個問題是從屬於第二個問題的，也就是說，隻有明晰了“底層”與“寫作”之間的耦合關係，我們才真正明白“底層”在這裏意味著什麼。換言之，是“底層寫作”賦予了“底層”的含義，而不是相反。如果“底層寫作”關注的是底層的悲苦和艱辛的話，那麼底層寫作大可以稱之為“新左翼文學”，而實際上已有不少多學者從左翼文學與底層寫作之間的關係入手，發掘出其間存在的內在關聯。同樣，“底層寫作”也被認為在精神上內在於批判現實主義中，因此不妨看成是其在新世紀的餘音。這種種從源頭挖掘“底層寫作”的做法，雖然都有其合理的一麵，但其實也表明，這種做法恰恰忽視了“底層寫作”中最重要的一環，即其與當前語境的內在關聯。也就是說，“底層寫作”之所以被稱為“底層寫作”，而不是新左翼文學或者新批判現實主義，其本質的規定性就在於全球化時代中國當前現實語境的製約。
顧名思義，“底層”就是社會的底層。但這一底層的構成，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毋寧說，不同時代有自己不同的底層之構成。建國前，“底層”無疑就是階級構成上的被壓迫階級，故而那時的底層寫作就可以稱為左翼文學或無產階級文學。建國後，“底層”的構成無疑發生了翻轉，此前作為底層的農民和工人階級，此時已變為國家的統治階級，他們雖然在物質資源的支配上仍然處於社會的“底層”，但在精神的層麵上卻是國家的主人，因此對他們的敘述，顯然已經不能被稱為底層寫作了。一直到八十年代，這種狀況仍然有所延續。很明顯的就是那些改革小說，比如說魯彥周的《彩虹坪》等等，其中主人公雖然處境極其艱難，但卻不能被稱為底層，而毋寧說他們這種處境隻是暫時的，一旦改革的實施及其承諾的兌現，這種艱難的處境就會發生改變。傷痕小說雖也寫到苦難，但這是“英雄”的受難，自是另當別論。而即使是那些知青小說，在寫到知青返城後的極端困窘（如梁曉聲的《雪城》）時，這種對未來的希望仍一直存在。但到了九十年代以來，情況則出現了明顯的變化，這種變化在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中其實已有端倪顯露，那就是孫少平的難以預測的將來。如果說孫少安還可以在改革的承諾中發家致富的話，那麼孫少平的未來則注定了前景黯淡，因為他其實就是那當前中國數以萬計擺脫了土地的束縛，紛紛來到現代大都市的青年打工者（小說中叫“攬工漢”）的原型，而這正是全球化的今天所亟須的；全球化在孫少平身上已經顯露出了最初的偉力，這一狀況在今天已然變得十分明顯。
其實，《平凡的世界》也已顯示出鄉土中國的農村在全球化時代的結構性位置，即作為為“全球空間”（或全球化大都市）輸送勞動力的“地域空間”。從這個意義上看，在全球化時代，農村已經在整體上被置於附屬的位置，以及被剝奪的處境。此時的農村顯然已經不再是八十年代以及更早時期的農村，雖然其在落後上一仍其舊。在今天，全球化無疑已將其敏銳的觸角伸向了中國的每一個村莊，而不管這個村莊在地理位置上是多麼的遙遠，多麼的偏於一隅。這從新世紀以來的鄉土小說中已有非常明顯的表征。而實際上，即使是像李銳的《太平風物》這樣表現古典鄉土意象在現代社會遭遇困境的小說，也都不可避免地帶有全球化時代寫作的味道和關注底層的傾向，“我能在毀滅和新生，悲愴和歡欣中，找到文學的綠意嗎？我能在全球化的滔天巨浪裏用方塊字立定腳跟嗎？這就是我的追求，也是我的困境。”（《駱以軍六問——與李銳對話錄》）因此，不妨說，在全球化的時代，傳統意義上的鄉土寫作已不複存在：全球化無處不在的滲透，已使鄉土寫作無可避免地同“底層寫作”纏繞疊合在一起，此時，任何試圖把它們截然分開的努力已不再現實。而這，也正是本卷要把鄉土與底層放在一起的緣故。鄉土中國的每一個青年或不再年輕的農民，都在潛在可能的意義上作為全球化時代的勞動者而存在，而不管他的身份及其處境如何，即使是像白連春的《拯救父親》和曹征路的《問蒼茫》中的黨員幹部，也不可避免地成為全球化結構中的一個打工者，特別是前者中的主人公，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和生產隊長，以及父親，這樣的三重身份，因而他的打工之路也特別的富有寓意。
二
如果說“底層”範疇表明的是一種特定時空關係的比喻的話，那麼這一“底層”其實是全球化時代中的結構性存在。換言之，這一結構性存在，是全球化時代資本的全球旅行所內在決定並以之作為前提而存在的。這一底層的存在，既表現為在整體上作為“全球空間”之外的“地域空間”中的農民，也表現為全球化都市空間中被邊緣的群體，以及“地域空間”中被權力剔除出去的弱勢群體。而且，這一“底層”也並非原來意義上的被剝削階級，而毋寧說其在階級構成上表現出某種混雜性，他既可以是黨員、村幹部——就像白連春的小說，曹征路的《問蒼茫》所表明的，也可以是白領和大學生——就像梁曉聲的《貴人》表征的一樣。但他們在整體上都表現出被邊緣化的傾向，即那些凡是被拋出全球性空間之外的“他者”的存在，都可以作為底層而存在，其既可以是下崗工人，農民工，也可以是社會的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如舞女發廊女、京漂族、蝸居族、蟻族等等。如果說底層總不可避免地帶有苦難痕跡的話，這種苦難卻很難找到罪魁禍首，因為這一底層麵對的已經不再是單個的資本家，或剝削階級，而是全球資本。他們麵對的是資本而不是資本家，這也是今天之“底層”不同於此前階級意義上的受壓迫剝削階級的含義所在。簡言之，“底層”就是全球化時代的“他者”之構成，這一“他者”既是被命名的，也是全球化的邏輯所內在決定，並不斷變動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