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宮中，朱慈烺計算了一番，軍器局開始大規模製造裝備後，每年都要往裏投入七八十萬兩銀子支出。
現在頭一兩年各類裝備需求量大的時候，隻怕要花費上百萬兩支出，現在他們的錢遠遠不夠用啊。
想要強征地主、商人的稅，還得要明年才行，明年他訓練的幾支大軍，戰鬥力上來了，才能有安定天下的能力。
什麼辦法來錢快，他思考了一晚上，決定兩步走，第一是開店做生意。
他這個店是正規正經做買賣生意的，不是正德朝時太監管的那個皇店，強買強賣，還能做出強征路過商人的稅，真是瞎搞。
朱慈烺準備開的店就是大型商超，搞一個和現代類似的大超市，把柴米油鹽，蔬菜瓜果，衣帽鞋布，鍋碗瓢盆，筆墨紙硯等等，所有日常生活中能買的都可以賣。
這種店鋪模式並不難，在古代還並沒有誰試過，有類似的雜貨鋪跟這種大型超市也沒法比，如果能開起來賺錢，多開連鎖應該也能有不錯的收入。
至於後麵會不會有大臣跳出來指責他不務正業，說他與民爭利的話，朱慈烺會讓他滾一邊去。
第二步就是與鄭芝龍鄭家合作，讓市舶司真正能發揮起作用來，收取海外貿易關稅。
市舶司自明朝開國以來，起初承擔著接待外邦朝貢的重要職責，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職能逐漸發生了轉變。
後期，市舶司開始負責開海並管理海外商貿事務，這一轉變反映了大明對外海政策認知的不斷演變。
自“隆慶開關”後的一段時期至萬曆朝，東南沿海的福建、浙江、廣東等省的數個沿海市舶司每年都能收取大量稅款，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朝廷的財政壓力。
隨著後期沿海地區的商人通過海外貿易賺取大量財富，他們通過扶持官員結締黨派來影響朝廷政策，發展商業，卻又反對收取商稅。
明朝後期的黨爭也是利益之爭，最後的閹黨和東林黨，代表的就是兩個方向，閹黨要向東南商人收稅，緩解國家財政，東林黨則反對對商人收稅，提倡向農民收稅。
魏忠賢在天啟皇帝的支持下曾力壓東林黨官員，派出大量太監宦官到東南收取商稅，用以支持遼東軍費。
後來魏忠賢的靠山天啟皇帝落水病逝，崇禎上位後除掉魏忠賢的閹黨，東林黨獲勝後，商稅就更加難以收取。
所以朝廷一直沒有製定出完善的商業稅收製度，來規範和管理商業活動，而沿海商人背靠官員權力，官商勾結，繞過市舶司，進行偷稅漏稅，無人敢管。
整個大明，每年隻收取幾萬兩銀子的市舶司關稅，證明市舶司還存在著，和商稅有在收的證明，真是諷刺。
朱慈烺想收市舶司商稅，通過常規手段肯定不行，再嚴厲的政策下去，都會有人走私的，大明沿海那麼長的海岸線，哪裏能看得過來。
海外貿易，一邊是岸上，一邊是海洋，大明如今隻能管岸上和近一點的沿海，管不了遠海，如今整個東南海洋的霸主還是鄭芝龍的鄭家。
如果讓鄭芝龍配合岸上一起打擊走私，沒交稅就出海的商船，就讓鄭家全部扣了，這樣逼迫那些商人交稅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