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是個立足於鄉土的社會，多個朝代都有家鄉五百裏以內不許為官的回避規定，就是要防範地方勢力。一個人通過科舉出來做官，同鄉是個非常重要的資源，官員鄉土情結割舍不斷，因此官場上的人往往不以政見而以籍貫論是非。同鄉總是互相提攜，互作奧援，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每個朝代，以籍貫為營壘的權力暗鬥都很厲害。而科舉是士子進入官場最主要的路徑，哪個省科舉成績好，哪個省在官場的勢力就會更大。唐代以前，重要的政治人物多出於北方，這和北方開化更早，經濟文化比較發達有關。宋代以後風水轉過來了，北方被契丹、金人蹂躪，所謂“洙泗地，亦膻腥”，孔孟的故鄉也在異族統治下。反過來南方的經濟文化空前發展，南方人在政治版圖中的份額越來越重，一個重要的標誌是南方人的科舉成績越來越好。
宋代簡直是江西人的朝代，無論政治、文化都是天下楚翹，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曾鞏、文天祥、晏殊父子這樣的人舉不勝舉。明、清兩代，包括江西在內的整個南方，科舉成績更不得了，這和南方更重視教育的傳統有關，而重視教育的基礎是這些地方經濟上更為發達。明、清兩朝為了平衡南北的政治勢力，在鄉試份額上已經對北方有所照顧，南方有所抑製。即使這樣，江西、江蘇、浙江這些省在科舉中，成績還是遠遠地超過其他省。焦芳裁減江西鄉試名額是釜底抽薪的毒計，因此每三年江西參加會試、殿試的基數大幅度減少，那麼中進士的人數必然會受到很大的影響。中進士的人一減少，那麼當知縣，入翰林院，最後做部院大臣，直至進內閣的人就會減少，當地的政治影響也會隨之減弱。
焦芳所謂南人奸邪，不能為相的論據其實是非常可笑的。因為南方科舉的成績好，進入官場的當然更多，這有什麼奇怪的。而其他做官的人一多，其中貪贓違法的官員絕對數也會比別的地方多。楊廷和所說“因為一個奸民的行為而波及一方，是不正確的”，今天仍有現實意義。
清末有一個故事，戊戌變法失敗後，專門舉行一次經濟科的會試，廣東舉人梁士詒文章寫得很好，深得主考官之心，本來想錄取為第一名的，上報給老佛爺批示，老佛爺看到他是廣東人，心裏就不高興，康、梁這些“亂黨”多出自廣東。再看他的姓名，和梁啟超同姓，和康有為同名（康有為名“祖詒”），更是極不舒服，大筆一勾，這個“梁首康足”的才子就名落孫山了。而第二名是後來給袁世凱複辟帝製吹喇叭抬轎子的楊度，他也來自“亂黨”很多的湖南，同樣受到連累，丟了功名。老佛爺這番行為，可是地域加姓名的複合型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