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小說完全偶然。1971年我所在的部隊在深山裏施工，很是艱苦，當時南京軍區向各部隊征稿，看到這是個偷懶的機會，就自報奮勇說自己會寫小說。誰知竟寫成了。第二年又給《解放軍文藝》寫過一篇小說，竟被翻譯成英文、法文介紹到國外。自此真的以為自己會寫小說了，牛得很。這就是後來結集出版的短篇集《開端》。其實回過頭看，不過是編些軍營大兵故事而已。
回想起自己真正的成長，有一位前輩是不敢忘記的。他就是《清明》雜誌社的老編輯張禹。大概是在七十年代末，我把寫了幾年的《李固之死》投給剛創刊的《清明》，幾個月後收到張禹的回信，漂亮的蠅頭小楷，密密麻麻六頁紙（可惜我太粗心，這封信今天已經找不到了）。張禹詳細談了他對李固的看法和稿件的意見，大意是：他認為東漢王朝的敗亡是曆史必然，李固重新當政的那一短期，是不可能“中興”的，你這樣去寫李固，有影射鄧小平複出的意思，有政治投機的嫌疑。還說了些剛剛走上文學道路的青年，不要急功近利之類的話，讓我修改。當時我很不服氣，一來我確實在某個史料上見過“中興”二字；二來當時的文藝風氣就是如此，別人做得為什麼我做不得？三來我寫李固時正是“批鄧”時期，根本不可能預知鄧的重新複出。那時的我，少不更事，血氣正旺，恰巧要去合肥出差，就拿著稿子打上門去。
張禹，五十多歲，溫州人，瘦弱，麵窄，且看上去好像營養不良。後來才知道，他的經曆十分了得：參加過中國台灣“2·28”事件（台灣當局為2·28事件平反時還賠償了六萬美元）；回到內地後又不幸卷入“胡風集團案”，一生中最好的時光都在坎坷煎熬中度過。這樣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先生並未因為一個二十來歲小青年上門指責而生氣，相反，他樂嗬嗬地請我去小酒館喝酒，並表示爭論要繼續。我不勝酒力，喝一點就上臉，眼底都是紅的。而他好像更不行，爭起來脖子比小臉粗了許多。記得那一次誰也沒能說服誰，我修改稿中的這一段堅持不改，他在編輯時把這一段又堅決刪去。像這樣聽命於“文學”的編輯今天恐怕不多了。
可是當我也到了他那個年紀時，才忽然明白先生是對的。不管李固複出時是否有過“中興”，都改變不了東漢王朝覆滅的命運。小說表現的應該是李固如何慷慨赴死，是人的精神價值。這才是曆史的邏輯真實，是文學追求的藝術真實啊！時間過去了二十多年，《李固之死》至今仍在互聯網上流傳，就是最好的證明。
張禹後來退休回老家生活，我們一直沒有聯係過。但這件事我一直記著，不敢忘懷。今天出這本集子時我把它記在上麵，因為我理解到了什麼才是文學真正需要的精神，什麼才是人民需要的藝術表達。在商業寫作盛行，而純文學圈內“小事崇拜”“形式至上”流行的今天，唯有文學精神還能支撐我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