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葉，嚴酷的政治運動猛烈地衝擊著作家們的創作生活，嚴重影響甚至決定著他們苦難的曆程與命運，巴金作為中國文壇的旗幟和代表，不僅不能幸免，而且更加慘烈地遭受著衝擊與折磨。從新中國成立直至“文革”結束，在這二十多年中，巴金除了隨軍入朝後留下小說《團圓》，後被改編為電影《英雄兒女》外，再沒有作品問世。這種文學空白，正如從維熙先生所說：“裏邊藏滿了難以言喻的人文滄桑，如果以巴老年輕時的文學成果，來對比巴老的後20年，會讓人產生田園荒蕪的感慨——這不是巴老個人的悲哀，這種空白幾乎覆蓋了中國文壇的一代元老（包括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一生安然自處與世無爭的巴金，也不能逃脫時代文殤賜予他的文學傷痛。”足見極左路線與政治運動對於一代作家與文學的殺傷力，文學的荒蕪使我們失去了文學的精彩與繁榮，使讀者們在巴金四分之一的生命裏程中翹首以待，而讀不到這位令人敬佩的老作家的新作，飲憾不已。
“文革”過後，痛定思痛。巴金痛切地寫道：“決不能讓我們中國再發生一次‘文革’，因為第二次災難，就會使我們的世族徹底毀滅。”於是巴老發出關於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振聾發聵的呐喊，然其目的，乃在於讓後代子孫永遠銘記：曆史的悲劇不能重演！“其心其誌其情其意，可謂遠慮千年萬代。”足見巴老對於曆史與人民的赤誠和遠見。
當然，“文革”也從反麵警醒了作家。巴老曾坦誠地對從維熙先生說：“如果沒有‘文革’的十年浩劫，我也許不會急於動手寫《真話集》；對待文稿，怕也難於走出過去的思維定式。”
除了建立“文革博物館”，巴老一生最大的心願是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隨想錄》中最有名的一篇即是關於成立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文章。自從1982年他捐贈15萬元稿費作為建館基金以來，每發表一篇文章，每重印一冊舊作，所得的稿費和版稅全部給了現代文學館，須知巴金還是當時全國惟一一位不拿國家工資的作家呢。巴金曾幾次夢見自己站在現代文學館門前，看見人們有說有笑地進進出出，他在真話集中寫道：“醒來時我把夢境當成現實，一個人在床上笑。”
巴老去世後，上海作家協會有關人員為紀念巴金，提出兩個建議：一是把“上海文學發展基金會”改名為“巴金基金會”；二是設立“巴金文學獎”。巴金女兒李小林遵循父親生前的意願，對前者沒有表態，但對“巴金文學獎”明確表示反對。她說，父親生前為人非常低調，不喜歡如此張揚；父親清醒前就表達過國內文學獎項已經有點太多的意思。1990年由巴金和另外兩人提議成立的上海文學發展基金會成立，巴金任會長。當時巴金將自己在日本獲得“國際著名文化人士獎”所得的500萬元獎金都捐給了基金會。巴老說，要通過一些實際的工作切實地幫助作家，尤其是生活苦難的作家解決一些問題。巴老始終心係他人，尤其是苦難的人。
（七）巴金——安然的梧桐
從維熙先生在《思念梧桐》一文中，對輕飄追風的楊柳和安然莊重的梧桐，作了哲理性的抒寫。作家夜夢巴金在冰雪中巍然前行，就像那偉岸而安然的梧桐。這就是從先生對巴老的人文定位。
像安然的梧桐，巴金常常思索的是怎樣做人。他說：“怎樣做人？怎樣做一個好人？我幾十年來探索的就是這個問題。”他又說：“我想來想去，想的隻是一個問題：怎樣讓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樣做一個更好的人，怎樣對讀者有幫助，對社會、對人民有貢獻。”
從維熙先生認為，文壇星空雖然閃爍著滿天星鬥，但像巴金那樣具有散淡情懷的人卻寥寥可數。巴金與孫犁乃是文學星空中兩顆不染灰塵的文曲星。誠如巴金自己所說：“我一生始終保持這樣一個信念：生命的意義在於付出，在於給予，而不是在於接受，也不是在於索取。”
早在1982年秋天，巴金就對從維熙先生表露了心聲：“我們這一代人都老了，讀過你們這一代傾吐真情的文字，我常常為之感慨。你平反回來以後邁出的步子不錯，一定要堅持下去。”《收獲》的許多重頭作品，都是經巴老親自過目後拍板發表問世的。年過七旬的巴老，不僅不知疲倦，而且不顧可能惹來的麻煩，支持文學表現生活的真實。當時正值從維熙先生描寫勞改生活的悲情中篇小說《遠去的白帆》遭受到封殺。從先生將這部中篇小說的遭遇講給巴老聽。巴老連夜審讀了從先生的小說，肯定“小說展示了曆史的嚴酷”，“展示了生活最底層的人性之美”，表示“不管別的刊物什麼態度，我們需要這樣的作品”。不久，小說在《收獲》上發表了。1984年全國第二屆小說評獎，《遠去的白帆》以接近全票的票數，獲得該屆優秀中篇小說文學獎。